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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叹息──老舍自杀前后的日子(多图)
著名作家王蒙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亲切可畏的真实》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借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 陈徒手曾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有机会从近处感受了一大批文坛新老作家,接触到一些有关现当代作家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徒手走访当事人及家属、知情者二三百人,记录下近四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并在作协、社科院、人艺、北京京剧团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令作者颇为感动的是,当事人及家属一般都愿意接受采访,表现出正视历史的勇气和超越是非恩怨的豁达。 在此节选的是书中作者关于老舍部分的几段,记录了一代文学家老舍先生最后的日子。 舒乙回忆道,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 人艺、青艺已经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 北京市已确定拔两个白旗,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焦菊隐,已暗地里组织批判文章,并在《北京日报》拼好版面待发。实际上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反动权威。那一年住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有一次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碍…” 悲剧就在这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别人还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1998年10月30日口述) 据舒乙介绍,老舍1963年发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1965年九篇,1966年仅发了一篇。外国朋友问,他简单回答:“身体不太好,不写什么了。”对当时批判“中间人物论”等活动,采取了不表态的缄默态度,不像以往参加运动那样去写声讨文章。 郑榕说,其实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论观点早在1964年就有了。 老作家林斤澜告诉笔者,文革前夕老舍几次跟文联机关的人讲,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他还时常提到,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认真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1998年7月17日口述) 据说,苦闷之中的老舍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把信转给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据舒乙介绍,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后,周恩来留下一些人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不敢说话,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压力,他还是想以帮助朋友的心情对待周。周恩来没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发老舍这类朋友会被当成敌人,他原以为老舍只是没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英若诚回忆了剧院那种麻木、惊慌的情形:“我们马上知道老舍的死讯。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这说明了一种精神状态,人艺很复杂啊1 欧阳山尊告诉笔者,老舍的死使他联想到一次夏天出游。那天郭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有胖。” 欧阳山尊伤感地对笔者说:“这句幽默的话是无心说的,说时很高兴,没想到成了谶语,他真的后来扎进太平湖。我想,他万万没想到灾难会忽然降临,没有精神准备,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闷,就是文革一来他被揪出挨揍。”(1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经出演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戏的人艺终于淡漠了剧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发言中屡屡使用。他的剧作全部被视为大毒草,有关演员多少受到牵连,剧组的人们很自然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分化、而相互斗争。譬如蓝天野曾被开除党籍、英若诚以“里通外国”罪被捕入狱、黄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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