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SARS病在香港大量出現，當時正值我母親買好了機票準備去香港和內地探親。旅居在澳州的姨媽天天給母親打電話，報告SARS的新動向，勸她放棄去香港的計劃。母親拿不定主意，天天打電話和我商量。爲了了解到第一手情況，母親給國內的親戚朋友打電話詢問SARS的情況，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在這兒過得好好的，你們美國那麼慌幹什麼？」，「不要聽信海外反華勢力的報導。我們這裏挺好的，回來不會有問題的」……。從他們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們不知道ASRS病蔓延的真實情況，因而對我們的憂慮反倒不理解。
母親在去與不去之間搖擺著，直到SARS在香港發展越來越嚴重了，母親終於放棄了去香港和內地探親旅遊的計劃。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不久，我在網上看到了有關SARS在北京蔓延的報導，我先生當時正在北京做生意，我開始爲他擔心。然而我先生對海外的這些報導並不重視，說我是在聽信小道消息，勸我不必緊張。我給他寄了幾篇西方媒體關於中國政府封鎖消息的報導，他沒有迴音。幾次在Email裏和電話中，我對他說：「我是你的太太，我怎麼能不爲你擔心呢？」 直到有一天，也就是在北京的軍醫蔣大夫把真相公佈於世後，先生的口氣有所改變，他終於相信SARS在北京是真實存在的。隨之而來的是人們普遍對SARS的恐懼心理。
然而，SARS真正影響到我在美國的生活是當我開始安排我先生五月份的回美探親。首先, 出門探親訪友是不可能了，因爲帶著一個剛從SARS高發病區來的人，到別人家住宿太不負責任了。
於是我們取消了旅行計劃。然而，留在家裏也不是件容易事，先是女兒的中文學校不能去了，因爲學校規定家裏有中國來客的兩週內一律不準去學校。其次，平時來往的朋友親戚也都告知在那兩週不與我們來住。我的鄰居開始擔心她的女兒和我的女兒坐同一輛校車上學，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公司建議我在家工作兩週；我的父母建議我在我先生回來期間帶小孩避一避；我開始考慮在先生回來前把菜都買回家，以免左鄰右舍碰到我緊張；還有母親節的禮物，務必在先生回來以前寄走，免得別人收到會緊張。……總之，我的生活被打亂了，我們真的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了。
但是，我並不抱怨這一切。因爲假如我們多一點麻煩能給更多的人帶來安心和安全感，我是心甘情願的。許多親戚、朋友，直接或間接地對我們表示關心，大家都在議論這件事。然而一天，我間接聽到一位朋友說：「SARS沒什麼，中國那麼多人，不就死數十個人嗎？」。甚至有朋友認爲政府掩蓋病情的真相是合理的。他們的理由是如果讓老百姓知道實情中國要亂了，似乎以幾十條人命的代價換取當權者所謂的穩定是理所當然的。我的心開始抽搐，開始想這一切的發生究竟是爲了什麼？難道我們對SARS的抵抗的辦法就真的只有隔離嗎？難道我們自身的抵抗力就是抵抗SARS的唯一的保證嗎？SARS難道只是天災，而不是人禍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怨天載道之外，是不是應該找一下自己的原因？
SARS是可怕的。然而被謊言欺騙下對一切都麻木了的人心也是可怕的。假如中國人不再把對自己政府媒體的不信任變成對一切都不相信的冷漠態度，而是把它變成一種對自己，對同胞真正負責的心，假如更多的中國人對謊言有識別能力，有勇氣說真話, 假如中國人不再把世界輿論對中國的大聲疾呼看成是「反華」，假如中國人不再把天賦人權和政府給的權利等同起來，假如我的公公，我母親的朋友，和我的先生當初聽到海外親友有關SARS的真相時，能客觀地接受信息，採取措施，而不是盲目地排斥，假如中國有更多的蔣大夫站出來，那SARS還會象今天這樣猖獗嗎？
但是我並不責怪我的中國同胞。我的心深深地爲他們痛楚著。我看到了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爲他們長期生活在謊言中，很多時候已經失去了對謊言的抵禦和鑑別能力。而當他們失去了這種抵抗力之後，他們才成爲SARS不幸的犧牲品。我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一個政府來撒謊其結果是多麼地可怕。
所以，抵抗SARS不僅僅是一個隔離SARS病人，增強肌體抵抗力的問題。真正需要隔離的是那些撒謊的人，真正需要增強的是人們對謊言的抵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