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看了別人罵她的信既傷心也高興

我們家出身是很貧窮的農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歲，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大學生。因爲年齡相距很大，從小我就是她帶大的，我們之間絕對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於母子和姐弟之間的感情。我現在還能記得我很小時候她抱著我那個情形。

我姐住在西安東郊離西安城大概有三十里的地方，那裏是姐夫的單位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我想很少有人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的弟弟被通輯，當時我姐是很慌的，你可以想象她擔心我的安全，何等緊張。她跟我姐夫就到外面要找輛車去找我。那時那個地方非常偏僻 ，軍隊的學校就座落在農村的荒野中，在89年那個時候，根本找不到出租車。正好碰到姐夫單位的車，問上哪去？說是找我。因爲我經常去他們那，他們都知道我是誰。公安也跟着一起去了，說是他們要把我保護起來。這樣，車一直從東郊開到西郊我哥哥的家裏來找我。

我當時是在我哥家，離我媽家幾里路的地方，我媽一般不上那去，正好那天她去給我們做飯。吃晚飯的時候，一幫警察衝了進來。我姐趕緊跟媽說：「沒事，沒事，只是去問問話。」那些人眼看立功的機會到了，到處去宣揚說「捉到一條大魚了！」

唯一令我一直傷心的是我媽當時在場。我媽已經去世了。今天想起89年的事情，我沒有任何後悔或者抱怨，唯一我感到遺憾是當時媽媽年紀那麼大，對我是那麼關心，那件事讓她受到的痛苦我是再也無法彌補了，儘管我可以怎樣作出犧牲。

很可笑的是我覺得我姐這件事情上真是很天真，警察帶我去作了所謂的筆錄，問了幾句話之後，我姐問是不是可以回家了。那幫人說：「不行，要把他送到北京去！」直到那會兒，我姐才感到這些人跟她想的是不同的。

後來因爲這個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機關鬧過很多次。當然這件事的真相共產黨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讓別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單位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事後我姐因爲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一直到我從監獄出來之後，我們還一起看了別人寫的很多信，都是罵她的。我姐看了傷心也感到高興，她更能感覺到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這就是所謂我被姐姐出賣的真相。共產黨總是用仇恨、恐懼來破壞所有人間最好的東西。因爲它本身是邪惡的，而善的東西是不會怕它的，所以任何善的東西對它來說都是一種威脅，它都要用各種辦法來侮蔑、毀掉，不管你是言論自由也好，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好，包括人們對中國文化、神、宗教的熱情這些作爲人精神追求很根本的東西，它都認爲危脅它的存在，它都要一概毀掉。

獨立媒體揭露真相的重要性

六四鎮壓之後，我回到學校，呆在學校的指揮部裏。那時外面的形勢已經很恐怖了。有一個女同學急匆匆來找我，我現在還記得她當時的樣子。她說「你們呆在這裏幹什麼？呆若木雞！外面的人都在問出了什麼事，我們得趕緊讓全國人民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記得我自己也接到過一個自稱是當兵的的電話，問及學生的情況。我說我們都很悲哀。他說他也很悲哀。你想那已經是在北京了，由於中共一開始就說是暴亂，當地的人民尚無從得知真相，別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清華正好有個學生廣播電臺，我當時就喊「誰會用廣播電臺的趕緊來！」於是幾個膽子大的就把廣播電臺在學生16號樓樓頂 搭起來，馬上開始廣播，連續播了幾個小時。

當時我總在想，如果能有一個獨立的媒體，不斷地揭露真相，中國人就不會被矇蔽了。通過各種管道把真相展露在人民面前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欽佩的。法輪功在大陸插播好極了。大家都應該一起做。這樣即使有的人出於自己的需求，苟且偷生也好，跟着中共趁火打劫也好，硬是選擇相信一捅即破的謊言，但是面對如此衆多被揭露的真相，他們的良心會受到譴責，他們的判斷力也會受到挑戰。

薩斯的啓示

我想這些年互聯網被中共如此瘋狂地封堵，正好證明它就是這些年中最好的東西。這些年，大家都把真相向中國發。先不說六四和法輪功，就設想像SARS的事情，在1、2月份在廣州已確定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病，那麼多從醫的人，他們都是知道真相的。象是去香港求醫死掉的那個大夫，他當時就告訴香港這是怎麼回事。如果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有蔣彥永大夫的勇氣，試想可以避免多大的災難？

不管一個國家經濟如何發展，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裏一個人連說真話的權利都沒有，人的尊嚴就無從談起，也很難想象那樣的一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薩斯只是一個警告，萬一更大的災難下來，而中國還是這樣的一個體制，這樣的一個政黨，這樣的獨裁，這樣的黑暗，很難想象會出現怎麼樣的結果。

薩斯還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人們可能覺得六四鎮壓的是反對共產黨的人，這與我無關；鎮壓法輪功是因爲他們的信仰，我不信就沒有問題；鎮壓網絡上的異見人士是因爲他們非要表達與政府不同的意見，只要我不說話，就可以避免被迫害。那麼非典正好提醒大家，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只要有暴政存在，所有的人都可能成爲它的犧品，包括那些中共集團內部的人，他們蹲在火山口上能安心嗎？他們不爲自己的子孫後代著想嗎？

江澤民於六四發跡 瘋狂壓制人民不足奇

89年六四之前，新聞自由一個比較集中的表現就是象《世界經濟導報》這樣的報紙有他們自己獨立的聲音。當時我們可以有各種樣的對文革、對中國文化等等的討論。說實在那會所感受到的那種進步、那種開放的氣氛是十四年後的現在遠遠無法想象的。

而江澤民在上海封閉了《世界經濟導報》，從而得到他升遷的機會，這也絕對不是偶然的。89期間一個最激烈的矛盾就是廣大的普通民衆對新聞自由的要求和統治集團對新聞自由的恐懼、控制。江澤民封閉《世界經濟導報》的舉動，對中共扼殺言論自由起了馬前卒的作用，也就是因爲這個，他能夠被共產黨中間最黑暗的保守勢力所賞識，替代了還能憑良心講話。知道江是這樣發跡的，他執政之後對媒體、網絡的控制，對其它聲音的瘋狂壓制就不足爲奇了。

如果說這些年的國情比起89年前有一點變化的話，就是共產黨在江澤民的統治下把更多的老百姓的錢花在鞏固他們的黑暗統治上，比如僱傭網絡警察，開發網絡監控技術，結果是控制的手段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周密和複雜。這些錢的數量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錢能夠多少農民下崗工人的生活啊，江澤民把這些錢用來保證他自己的統治。江不光在中國，還在海外控制操縱輿論，收買海外留學生、商人、知識分子替他說話。

我堅決支持目前法輪功對江澤民的訴訟。如果我們能審判江澤民等以及所有那些犯有侵害人類罪行的人都是有很大意義的，對於可能受迫害的人，對於中國的人權民主狀況都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