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相信认为他和他背后的当局在这个时候会对蒋医生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这名执政党小官，和别的大大小小的这类人一样，满脑子全是 “上边规定”、“统一对外”、“组织纪律”……以及“不能让这号人得逞”。

哪号人？有话要说而且觉得到了危机时刻不得不说的人；冲天一怒，拍案而起，不为财富、不为红颜，只为良心遭受折磨非得“自行其事”一回了的人；出于专业本能和医生的良知，明知自己言论所指的对象，是有权、有枪、有整套的宣传机器，自己今后的处境可能很尴尬、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的人。

一线小官脑子里的非“这号人”是什么人呢？总的说来，是“不关己事莫开口”的“沉默的大多数”。专家们呢，长官这时候需要专家们么？需要！最需要的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赫赫的专家身份说党的话，比如1958年时候的钱学森和三峡工程上的张光斗，还有程度不同、档次分明的中钱中张、小钱小张。有了表现，“组织会看到的”，双方都心知肚明——除了那些没眼力架见儿、苯笨到家的“杠头”，比如马寅初、黄万里。

4月上旬，SARS在中国到底发病多少例？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政府主管在全世界的追逼拷问下依旧不肯诚实面对，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这一切，与蒋彦永医生本没有直接关系。这位1940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医学院的301医院前外科主任，甚至不属于应急SARS的一线医生。但他“非常愤怒”了，因为仅以他在自己岗位上的耳闻目睹，和随手在自己同事朋友间做的简单调查，已经足够戳破政府主管的谎话。当然，他是军人，又是执政党的党员，又是1950年代以来延续半个世纪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很清楚知道一个月前就已经下达了的对SARS病情“不许宣传”的“纪律”，和这“纪律”后边的份量。他可能已经在类似“纪律”、“精神”、“招呼”之中度过了大半生，并亲眼目睹了无视或忽略“纪律”、“精神”和“招呼”带去的后果。但这次他郑重地、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的“证词”送交媒体（最先送的是他所在的党掌控的宣传武器中央电视台，可惜无人理会），希望在这事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局面下，正视现实，共同投入对SARS的斗争。

结果是，全世界知道政府官员的撒谎，他也从此被“冷冻”。

他的袍泽，302医院的退休教授姜医生和广东的钟医生受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他们本来都是好医生，敢负责、有担当，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唯一的小小差别是，蒋医生走了火，而姜医生、钟医生碰巧没有。当局或许会说，对，就是这样。你蒋彦永要是不乱放炮，打乱领导部署，如今可能正当著在总后卫生部专家组，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为人民立功呢。如今——让你闹！

如果蒋医生不是今天的蒋医生，而是一个更谨小慎微些、想自己更多些、甚至更有耐心更“相信领导”一些的人；比如他没找CCTV和凤凰，更没找Time，而是把自己的“证词”换个方式，变成向领导汇报甚至哪怕是越级汇报，他也不会落到今日之下场。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情急之下，见国人不理他，竟斗胆转向外人。

在他的脑子里，病毒和防治病毒是无国界的，防止疫情扩散是全人类的事。4月中旬之后的事实和当局的姿态，显得也确是如此。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或者说没有足够充份估计：草民性命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发展（或曰发财强国），孰个轻孰个重，他当医生的与当官的是有相当不同的掂量的。君不见，不“稳定”何来经济发展，何来既得利益者们的“恭喜发财”？

转载(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