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点医学界非常确定的便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此事当成肮脏的秘密隐瞒了四个月之久，SARS也许不会那么令人恐慌，甚至也不会演变成致命的威胁。

在这个疾病的焦点城市，繁忙的南部省市，卫生部门从去年11月到今年元月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将它归类为潜在的传染病。他们在2月11日以前仍不对外公开此事，不管任何情况一律说“在掌控之中”。甚至事件爆发后六周当中，中央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讯息给外部医生，这段时间出乎意外地扩散到香港。

这种保持沉默或封锁消息的作法已经引起自14年前天安门镇压事件以来人们激烈的反弹。连扮演联合国代理机构黑眼，很少会质问会员国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声谴责中国 处理SARS的态度。外籍人士表示，愈来愈多的SARS病例令他们担心中国的信用。数万名预计前往中国的旅客消失了，Wal-Mart,Goldman Sachs及一些其他的主要买主、投资者也限制去中国大陆旅游。

经济学家表示，在共产党新的领导者尝试要展现他们管理国家的才华时，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因SARS而降低至少半个百分点。此外，这个疾病也让中国这个共产党清楚了解否认羞愧消息的一贯政策只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中国领导者也发现他们不能一味地追求世界贸易组织而禁止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也了解飞机除了携带中国的微晶片到世界各地，也携带了微生菌。

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专家说：“中国以“内政”为由拒绝外人干涉的说法是遭到非议的。”“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比喻来形容“世界主义”的话，那就是全球健康的交互关连。”

有一些征兆可以看出中国开始吸取这次的教训。北京，在延宕多时之后，上周终于允许世卫医生访问广州。世卫医生接触到了广州有关SARS的医疗纪录，这些记录在这之前被列为国家机密。他们也拜访了医院，以测试广州统计疾病传播的可靠度。

世卫首席代表罗伯（Robert F.Breiman)说：“他们让我们接触我们要求去的地方。他们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解决问题，我们也无法在其他地方解决。”

中国官方也说他们下次将更快公布消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管李立明（译名，Li Liming)做了一次不寻常的公开道歉，他说：“我们必须向每一个人道歉。”

像这种迟来的道歉其实也反应了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吝于改变的本质，他总是在压力下才进步一点。虽然仅仅几年的外交手腕和贸易威胁，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尝试中国的敏感地带，例如通讯跟银行。公共卫生专家也在这行列之中，最近他们更发现他们可以免受国际间的审查。

然而面对党的僵化体制导致SARS演变成烫手问题，新的领导阶层，由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的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好作为可为人道。中国习惯性的一再错失解决天然或人为灾害的时机，像后1950年代的饥荒肇因于毛的强迫土地收归国有，只因每一个阶层官员的唯一责任就是去谄媚他们的主管。没有直接对大众负责的机制，所有的奖励旨在掩盖坏消息。

从这次官方依然沿用一贯的否认跟事后承认的伎俩，可以知道他们并没有从爱滋病的处理不当中学到多少教训。尽管广东SARS事件急转弯，北京公布医院病人数目不实仍然持续令大家困惑。理由可能是案例发生得太快，北京当局来不及应对而不得不以现在已“有效控制”搪塞。

中国一些知情者跟西化较深的领导者在掩饰中国处理SARS上表现得轻描淡写。一位参与2001年WTO谈判的资深贸易官员龙永图（译名Long Yontu)最近竟然告诉香港的观众是媒体过度反应SARS。

他引用过时的统计说，“在北京有12人感染，3人死亡”“北京有一千万人口，我们不需要那么在意。”

即使一些平时很怕得罪北京的亚洲领导人现在也不买北京的帐了。新加坡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忙于解决SARS，本周拜访印度时传出他取消中国之行。他的政府说，他是听从“他的医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