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照你观察现在有哪几方面比较迫切，比较需要改善的呢？
答：这个是很多的。常常有人说中国的新闻制度有了变化，我没有看到到底中国新闻制度有什么变化，我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变化；常常有人说香港问题好像领导人更关心了，香港七月一号游行以后领导人更关心，我也没看出来领导人对香港的民意有什么真正的关心。
刚才你也跟我说了，讲到宪法的修改，讲到自由财产等等，那么我也看到了有好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跑到北京来上访，大量拆迁，这些人最后都是没有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些人被抓了起来，甚至于他们的律师也被抓了起来，还判了刑。好像北京最近有个人要自杀，因为他自己的房子给人家拆迁了，他痛不欲生啊！要自杀，结果自杀都犯罪，还判了他两年徒刑。这样的事情，我想很难说是保护私有财产，如果入了宪以后还这样来保护私有财产，那私有财产入宪又有什么意义呢？私有财产入宪照样不保护私有财产。
我当然也希望能够看到这方面的改变。我希望国家不要用国家的名义来拆迁老百姓的房子；如果已经拆了，那么应该按照行政赔偿给老百姓；如果人家打官司，应该讲道理，不要把人家抓起来，更不要把人家律师也抓起来。我希望能够看到新的东西，很可惜二○○三年没看到新东西出来，那么二○○四年希望能看到新东西。
那么做为一个老百姓，特别是一个长了嘴巴的老百姓，好像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长嘴巴的老百姓，长嘴巴的老百姓希望能够有言论自由，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说话很重要。
二十五年以前开了一次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当然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说是改革的起点，其实，我看也谈不上什么改革的起点，是七嘴八舌的起点。我把三中全会的公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也没读到什么改革的味道来，它里面还讲到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那怎么改革呢？它倒是把四人帮给打倒了，而且还说明那次「天安门事件」是一个爱国的正义者革命的行动，平反一九七七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个平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七嘴八舌来的。
邓小平当时已经出来了，但是当时华国锋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很多这些事情，以后再来解决吧，今天大家研究的问题就是生存权第一，大家研究研究怎么把经济搞上去。当时华国锋就是这么一个基调，主旋律。三中全会一开始，华国锋讲了这么一通话。
陈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华主席的话当然是很正确的罗，但是有些问题实在太大，中央不解决，下面怎么解决呢，我们还是讨论讨论，比方说讨论彭德怀骨灰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好像没有放在「八宝山」，彭德怀当然是犯过错的，谁听说过开除彭德怀党籍？既然是共产党员，骨灰就应该放在「八宝山」。然后讲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讲到最后：天安门是反革命，这个恐怕不行，天安门是为了悼念总理，悼念总理怎么是反革命呢，四人帮说天安门是反革命，是针对邓小平，这个话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天安门这个案恐怕得反过来……
没有讲改革也没有讲开放。问题是，可以说跟华主席不一样的话，可以说跟毛主席不一样的话，开这么个头。这个头一开，三中全会接受了，既然三中全会陈云可以讲跟华主席不一样的话，那么我农民也可以讲跟人民公社不一样的话。后来就出来了改革开放。
一开始是从嘴巴开始，革命从嘴巴开始，改革扩大嘴巴的权力，人权，人权，其实嘴巴的权力扩大出来很重要，当时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后来改革了、开放了。
我讲这段话，一点也没有贬低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它的意义很重大，但是呢，在这次会上确实没有讨论怎么改革，也没讨论怎么开放，这也是事实。我想拿出当时的公报来就可以证明，我讲的绝对是事实。
它却容许高级干部如陈云可以讲几句跟华国锋和毛主席不一样的话，因此大家上行下效，大家都来讲几句不一样的话，可以七嘴八舌，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于主旋律的声音。好了，这就中国得救了。中国什么时候要说跟主旋律一样的话，中国就要灭亡，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说出跟主旋律不一样的话，主旋律就能够受到监督。这个事情呀起死回生，当时好就好在这。
所以你说明年希望看到怎么样，我说我希望、希望能够在新的政治当中，能够看到一条叫做言论自由，这是老生常谈。中国的宪法，每一遍每一次修改的宪法当中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实际上，（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五十年来都没有言论自由，如果这句话能够有，那么我也至少能够看到最起码的，一点点有希望的新的东西，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东西。
我话说远了，拉拉扯扯不知道说到什么地方去了，但这确实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呢，别的东西有可能谈得上，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只有一张嘴巴讲话，只主旋律可以讲话，（老百姓）连一张嘴巴都不能讲话，我想这样的言论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一个主旋律，有什么了不起？！
记者：好像胡锦涛跟温家宝现在处于的整个政治局势比较复杂，您希望他们能争取到人民有言论自由，那您觉得胡温他们有这个能力跟魄力做到吗？
鲍彤：我想言论自由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这是起码的东西，这是一个共和国，咱们不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如果叫共和国的话，言论自由就是一个最起码、最起码的东西，让人家说话嘛。如果连话都不能说，还有什么自由选举好说的，比方说连自由选举都没有，都是遵命选举、奉命选举，还有什么共和国可言。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想所有的弊端，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有数。心里有数，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文字游戏，不是靠这种东西能够解脱的，要靠实实在在是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如果中国土地上存在著言论自由，那么就可以说中国存在言论自由！如果中国土地上确实存在著人权，那么就可以说中国的人权不错！如果看不到的东西，像变戏法一样的，要无中生有，那是很困难、很困难。
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大家去争取，老百姓的力量较领导人的力量大！那句话说得很对：老百姓文化程度很低，便是他们的力量很小。既然上面的力量很大，为什么上面有大力量的人不来做保障人权的工作呢？！
记者：我想到一个问题，香港有人大代表，大陆各个地区也有人大代表，就以香港为例，这些人大代表他们有言论自由，可以随意发表一些言论，可是他们跟中央领导人说话，可能是领导喜欢听的他就说，不喜欢听的他就不说，反应给中央的东西不一定是香港的真实情况，可能就会有误导的成分。那您觉得人大代表的素质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鲍彤：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的人民代表我可能都不认识，不了解的情况我不好随便说说。我想香港的人大代表跑到北京来开会，至少要能够告诉全国老百姓香港的民意是什么，如果香港的代表连香港的民意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代表当然也就很难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里面至少有第三个是代表不了了，反正不能代表人民了。
记者：鲍先生您现在可以自由地到处跑吗？
鲍彤：我不知道。（笑）看人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到处跑），国家的进步嘛，不是说新政吗？希望能看到新的气象。
记者：您现在争取要求当局释放赵紫阳，那您自己呢？有没有想过怎样为自己争权利呢？
鲍彤：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只要看到大家都有权利、都有人权，那个时候大概我也会有人权，在大家都还没有充分的人权的状况之下，我想我想要得到人权也是很困难的。我想起了马克斯的一句话，要解放全人类才能得到自由，我觉得讲得很对，讲得很好，要解放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全文完）
注解：
（一）《历史的先声》所刊登的毛泽东答中外记者问的原文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文章如下：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