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是真正的戰爭，後者是人與流行病的鬥爭，其性質完全不同，本不該在同一篇文章中相提並論，但在兩件大事中出現了兩位真話英雄，卻具有某種內在的可比性：重大危機，既是對捲入其中的特定個體的嚴峻考驗，也是對兩國的制度、執政者和民衆的素質的嚴峻考驗。正因爲危機本身對公益具有重大影響，又是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兩人在公共發言中說真話之份量，也就顯得非同一般，其背後隱含著豐富的意蘊。

一、不同之處的共同

就個人的年齡、性別、人種、國籍而言，兩人之區別極爲明顯，蔣彥永是中國的黃種男性老人，林奇是美國的白種女性青年；然而，就二者同作爲人類成員而言，卻具有超越年齡、性別、人種、國籍、文化的驚人一致性。二者的最大共同之處在於：

1、這一老一少、一中一西、一男一女的兩人，皆具有作爲人類一員所應該具有的誠實品質和說出真相的勇氣。儘管，兩人的真話皆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但在談到爲甚麼說真話時，兩人並沒有微言大義和高調宣示，而僅僅是在履行一個人的道德責任而已。

年輕、貌美的美國女兵林奇，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受傷被俘和被救出的事蹟，使她成爲美國軍方和媒體共同塑造的傳奇式英雄，她的名字自然成爲轟動世界的重大新聞。但當她清醒過來之後，在接受諸多媒體採訪時卻說：「因爲當時在車上的其餘4個人再也不能說了，我是惟一能說話的人。我也可以撒謊說：『我一直在奮勇殺敵。』但是我沒有，的確沒有。」 「我爲自己受到本應該由我戰友獲得的榮譽感到難過。」「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倖存者」。她之所以如此坦白，乃在於良知不允許她坐在人爲製造的英雄聖壇上繼續撒謊，更不能冒領本來不屬於她的榮譽。

今年春天，中國廣東爆發了嚴重的SARS疫情，但中共政權一直隱瞞，導致廣東一地的疫情迅速擴散到全國和全世界。就在國外媒體和WHO苦於無法了解中國SARS真相之際，北京解放軍總醫院老軍醫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揭露真相。他的良知成爲中國抗炎的轉折點。但在談到爲何說出真相時，他說：「不這樣做，中國可能會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在可能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蔣彥永也像林奇一樣強調：沒有覺得自己做了多麼了不起的大事，而僅僅是盡到一名醫生和一個人的基本責任。他說：「我是一名醫生，看到人命關天的事，我就要管。」「我不是甚麼英雄，只要說蔣彥永是個說老實話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認爲，人的生命最重要，講老實話最重要。」

2、兩人又具有難得的勇氣良知，因在特定的情景下說出真相而成爲民間英雄。二人不是在沒有風險的日常生活中踐行誠實，而是在影響巨大的公共事件上說真話，所以就要有敢於頂著沉重的壓力的勇氣。林奇作爲被美國的軍方和傳媒塑造出來的民族英雄，要爲說真話而超越盛名之累，還要擺脫軍人的榮譽感和國家利益之要挾，更要經得住隨英名而來的各種既得利益的誘惑。

蔣彥永大夫就更不容易，因爲，在中國的制度條件下，蔣彥永作爲享受將軍級待遇的離休專家，本來屬於既得利益階層中的一員，有地位、有榮譽且生活殷實，完全可以像所有將軍級離休幹部那樣安度晚年，在面對官方隱瞞人命關天的嚴重疫情之時，假裝視而不見。但做人良心和職業道德不允許他沉默，而是選擇了高風險的說出真相，爲了公益而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不僅是身份、地位、物質等的代價，很可能還要付出人身自由的代價。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二人的誠實和勇氣，堅守著爲人處世的道德底線。這一底線，超越了所謂的國情、人種、文化的特殊性，無論在任何文化、任何制度之下，皆是社會公德的題中應有之意。二人的誠實，見證了人類的共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普世公德；二人的勇氣，見證了作爲屬靈生命的高貴。

二、相同之處的不同

就個人的身份而言，兩人共同之處是身份相近，兩人皆爲軍人，一個是軍醫，一個是後勤兵；就做人品質而言，兩人都很誠實，並具有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上說出真相的勇氣。然而，由於制度的不同，兩人的共同之處卻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1、林奇的被宣揚被讚美與美國的自由制度

林奇這位不是英雄的「倖存者」，由於親自拆毀了自己的「英雄聖殿」，也同時戳穿美國軍方和傳媒合謀製造的傳奇神話，而成爲另一種意義上的「民族英雄」，不僅被本國的各大媒體廣泛報導和宣揚，也受到美國人民的持續讚美。

最初，美國觀衆被她的傳奇故事所吸引，也被她在戰場上的英勇所感動；之後，當她出現在電視上接受採訪時，又被她的年輕、美麗所震驚，更爲她清醒的頭腦與誠實的品質而再次感動，非但沒有因她僅僅是「倖存者」而小看她，反而仍然將她視爲「美國英雄」，只是由「戰鬥英雄」變爲「真話英雄」。她像剛剛被接回美國時被作爲「戰鬥英雄」而受到熱烈歡迎一樣，她的實話實說也同樣受到普遍的讚美。林奇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專訪時說：「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倖存者。」這誠實的結束語，頓時贏得全場的掌聲。就連《華盛頓郵報》的著名專欄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也不得不說：「陷身在一個公衆風暴中心，她的冷靜讓我印象深刻。」這種深刻的印象來自「她的誠實。」

同時，林奇也因爲「自傳」的出版而迅速變成「百萬富姐」，並拿出一筆錢爲犧牲於倒薩之戰中的軍人的孩子和家鄉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基金會。

可以說，林奇的戰場經歷和誠實品質得到了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回報。

林奇可以不顧所謂的國家利益和軍人榮譽而主宰自己的言行，不僅在於她個人具有說真話的自願，更在於美國的制度及其文化對社會誠信具有制度和倫理的雙重激勵，無論是經商、從政、學術和做人，美國人最看中的首先是「誠信」，最厭惡的首先是說謊，說謊的代價之高遠遠超過其收益，而誠實的收益之高又遠遠超過其代價。首先，受到完整保障的個人權利使政府無法對言論進行管制和封殺，更不能對誠實的個人言說實施威脅和懲罰，哪怕被某人說出的真相令政府或高官極爲難堪。其次，新聞自由使謊言被戳穿的概率大大高於保住祕密的概率，加大了說謊的成本和對說謊者的威懾。再次，新教倫理使誠實做人變成履行天職的內在自律，不得說謊乃爲道德上的絕對命令，違反者即便不觸犯法律，也將在人格上身敗名裂。在自由制度中，戳穿謊言和說出真相，非但不會使誠實者倒霉，反而會使手握大權的政客倒臺（如尼克松），使身價數億的大公司破產（如安然公司的作假醜聞）。只有這樣的制度和文化，才能培養出林奇式的個人良知。

2、蔣彥永被封殺的命運和中國的獨裁製度。

然而，抗炎期間的老軍醫蔣彥永，他揭露謊言和說出真相的投訴信，居然無法引起自己國家的政府的重視，也無法通過國內媒體發表，而只能在無奈之下藉助於境外媒體公之於世。蔣先生曾把揭露真相的投書信，先後寄給了中共衛生部和中央電視臺以及受中共操控的香港媒體鳳凰衛視，但統統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老軍醫只能將真相披露給美國的《時代週刊》，戳穿了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的彌天大謊，世界輿論爲之譁然。國際輿論和國際衛生組織的巨大壓力，使中共不得不改變繼續隱瞞真相的無恥，解除了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職務，開始了全民抗炎運動。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正是蔣彥永的做人良知和職業操守，挽救了國人的健康，挽救了中華民族的民族信譽，也挽救了剛剛上臺的胡溫體制的形象。所以，《亞洲華爾街日報》說：「一封醫生公開信改變了中國命運」，確實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如果說，在中共主導全民抗炎之前，中共政權及其御用媒體壓下蔣彥永的投訴信，已經使中國新聞界和這個國家在世界上蒙辱──寡言廉恥。那麼，在中共當局被迫轉向全民防治SARS的動員中，大陸主流媒體關於SARS的新聞鋪天蓋地，卻獨獨沒有民間良知和真話英雄蔣彥永的名字，就已經是恥中之恥──不知羞恥的無賴行爲了。抗炎結束之後，胡溫體制得到了鋪天蓋地的讚美，撈足了民意支持和境外輿論的好評，邁出了鞏固自身權力的第一步。中共也召開了各種形式的表彰大會，嘉獎了許多抗炎英雄，卻從未對蔣彥永給予任何表彰。只是極少數媒體藉助於抗炎期間的輿論放鬆，極爲策略地介紹了蔣彥永的爲人、行醫和敢說真話的勇氣。

更令人氣憤的是，在蔣大夫的投訴公開之後，他非但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褒獎，反而受到當局的迫害：院方領導警告他不要再與境外媒體接觸，軍報發文對他進行點名批判，其行動也受到監控。以至於，這種種來自當局的壓力，逼得蔣大夫的女兒不得不出面爲父親鳴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時說：「不是要中國丟臉，只想救人一命。」

現在，SARS危機早已過去，抗炎中被解職的張文康和孟學農也相繼重新露面，孟學農出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張文康出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而因揭露二人隱瞞真相的蔣彥永，開始從國內輿論中消失，說不定也已經被這個勢力而冷血的獨裁社會所遺忘。

中共現政權的以上作爲，充分暴露了中共制度對道德良知、求真精神和公益的敵視，也凸現了倍受讚揚的胡溫體制所奉行的統治策略，仍然是傳統的黑箱政治和抑善揚惡，是鼓勵謊言、歌功頌德和壓制誠實、揭露罪惡的逆淘汰制度。

凡是獨裁國家，皆有兩種歷史，一個是官方所編造的虛僞歷史，一個是民間記憶的真實歷史。前者以銷燬罪證、封鎖信息、淡化記憶爲前提，後者以保存罪證、突破封鎖和強化記憶爲前提。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中華民族已經在暴政的打壓和腐蝕之下，喪失過太多的真實記憶，我們再不能失憶了，否則就將沒有未來。爲了使中華民族避免失憶的悲劇和擁有真實的未來，大陸民間應該通過強化個體記憶來對抗封鎖，要爲揭露官方造假和保存民間誠信而記憶而揭露真相，特別要記住那些爲了公益而仗義執言的勇者。

我們這個受盡專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還自以爲過著小康式的幸福生活，獨裁者的強制灌輸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知識精英的幫忙和幫閒也要負共謀的罪責。正是權力和知識的結盟，才使民衆無法知道獨裁製度的真相。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就無法把獨裁製度的罪惡變成民衆的歷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歷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一個失憶的民族無異於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而能夠爲保存記憶而反抗強權的民族，則是必定有靈魂有希望的民族。現在，儘管我們還必須面對「不許記憶」的強權，但只要每一個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量說真話，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爲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鬥爭、爲我們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我們就將用於一個真實而光明的未來。

2003年11月29日於北京家中（《動向》2003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