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不客气。

主持人：你现在害怕吗？直接接受外国电台的采访会不会……

赵达功：我这不是第一次了，「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过我好多次了。

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大陆很多人被抓都是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赵达功：我没有机密，真的没有，我没有渠道得到任何机密。

主持人：你的文章、说话那么直率，想到过会有危险吗？

赵达功：肯定会害怕，也考虑过自己的安全。本来作为一个公民，发表自己的言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对不对？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个底线，就是不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所以也很害怕，谁也不愿意坐牢啊！

主持人：你曾写过批评「三个代表」的文章，那会超越底线吗？

赵达功：很多人因为批评「三个代表」坐了牢，我确实看到这个情况，但我还是不害怕，因为我只是从理论上、实践上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有甚么问题。我也不是现在才批评「三个代表」的，过去也批评过，因为它根本甚么都代表不了。

主持人：很多作家包括杜导斌、刘荻、罗永忠都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被抓了，能说说他们大概的情况吗？

赵达功：很多人都在分析为甚么要抓这些人？刘荻只是北师大大三的学生，在网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要看起来，很多人说还不如我的文章来得激烈。那为甚么要抓她？据说是因为刘荻起草了一个甚么组织的甚么宣言，或者是章程之类的，但根本也没有证据。当权者有一个底线，你不能成立组织，不能搞组织活动。这个案子一直到现在不公开，也不审理，听说已经退回检察院了，准备在月底温家宝访问美国前释放。

罗永忠就纯粹是以言治罪了。罪状列了8条，都是因为他的七篇文章。罗本身条件不是太好，残疾人，开个小烟酒店糊口，生活很苦。他的文章都发表在国内的论坛，比如「北国之春」网站上，跟海外任何组织、电台、刊物都没有一点联系，没有串连、没有任何组织活动。罗的案子让人觉得中共当局非常可笑、荒唐。审判书的8条罪状全部都是某年某月发表过甚么甚么文章，就像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一样。79年以后不是说没有反革命了吗？实质上还是有，不过改名为「煽动颠覆国家」了，只能这么理解吧！

罗的文章批评「三个代表」，直接点名批评江泽民，说应该打倒共产党。这一点我们且不论正确与否，因为我没有这个观点，我们和共产党讲道理，我们不是要打倒某一个组织。他的说法可能比较刺激当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公民要打倒一个组织也没关系啊，也不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很同情他。

我写了篇文章给邓朴方，他是中残联主席，对于罗永忠这样一个残疾人因言获罪，从残疾人的角度，他也应该关心一下。我是这个意思。

邓朴方在毛泽东时代，因为受邓小平的牵连，被迫害致残。不止是他，反右、四清，文革，各种各样的运动害死了多少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多少人失去了人生自由，没有说话的权力，饱偿了法律宪法保护不了一个人的权力的痛苦？本来这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应该最了解人性，懂得人权，可他们一平反就拉到了，真是好了疮疤就忘了痛了，很多中共元老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邓朴方能不能看到我的那篇文章，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权力是否允许他干预甚么。这件事如果早几年发生，他干预一下应该很有用的。在中国，权力效应很重要，比如孙大午的事情、孙志刚的事情，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件，如果有高层关注，插手，权力效应马上就体现出来了。中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按照宪法、法律来处理的，因为共产党本身有太多违法的事情，很多时候按照宪法、法律来处理就行不通了。

杜导斌发表了很多抨击时政的文章，其中有「我们愿陪刘荻坐牢」，还批评了「三个代表」。在湖北省孝感地区应城那个小地方，要发出点声音来真的不容易。他比较大胆，不仅写文章大胆，而且带头发起了营救刘荻的签名活动。他的一封信被翻译成英文，由瑞典的茉莉小姐交给了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后来还交给了达赖，恐怕这就大大地触动底线了，因为中共当局一直把达赖看成分裂主义者。

批评本来是无底线可言的，因为批评是理性的，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法轮功。法轮功也是中共当局的一个底线。杜导斌曾经写过一篇为法轮功辩护的文章。他出事之后，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缘故。加上他自己有网页，在网上非常活跃，也经常参加很多地方的网友聚会。

记者：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叫家人给你收拾好换洗的衣服，准备万一要坐牢？

赵达功：是的，这段时间当局突然抓这么多人，我可以举出很多在网上发表文章的人都被抓起来，作为一个网络作家，我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的，因为我不想家庭收到牵连。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经过60年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就是大跃进给搞的。）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我已经长大了，心里也比较明白了，对中国当局搞的株连我们都心有余悸。株连九族是个封建传统，到现在还是这样，并没有改变。

记者：那你为甚么胆子还这么大？

赵达功：我觉得批评时政是知识份子的责任，从良知来讲也必须要写的。面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社会制度的腐败，一个作家，沉默就等于死亡。一个人活著是要有生命力的，这个生命力表现在哪里？就是要敢于说话，有危险也得说。我知道有危险，而且不知道自己甚么时候就进去了，但还是要说。你不能惧怕，因为如果大家都惧怕，都沉默，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专职制度就找到更好的理由了。现在中国的整个情况是儒犬主义盛行，人们不再关心政治，大部份都在做生意，很多知识份子都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对于政治利益并不追求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一些敢于说话的人来揭露中共当局的专政制度，揭露中国的黑暗。

记者：你对中国的现状怎么看？

赵达功：两方面，一方面比较乐观，一方面比较悲观。前两天著名学者王怡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民权运动距离我们只有一公分」，发表在中国的《新闻周刊》。文章谈到中国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说中国老百姓正悄悄地在维权，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力。比如最早的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媒体一旦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迫使当局废除了收容法。按照王怡的想法，这是从维权浪潮走向民权运动。而我看现在还形不成运动，是比较分散的。比如很多拆迁问题，上海、南京、北京，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力没人去保护，结果酿成上访，上访也被抓回来，这次上海的律师郑恩宠的妻子到北京上访不是被上海的公安抓回来了吗？天安门广场的自杀，还有发生在很多地方，包括南京的自杀，都是因为拆迁房屋，因为公民权力得不到维护，最终是公民个人走极端，用自杀的形式来抗争。凡自杀我都是不赞成的，但公民也是没有办法。尽管如此，各个方面的维权活动还是展开了，当然这些活动不是有组织的，而是个别的，比如孙志刚、孙大午、李思怡（被活活饿死的三岁小女孩）、刘晓庆，蒋彦永、张思之、高耀洁等事件，都涉及到维权的问题了，都试图在宪法的范围内，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力，尽管其力量很微弱，很微弱。

记者：这种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权力的抗争似乎很不容易，这么些拆迁户去北京上访、静坐，该做的都做了，有些人最后还是不得不走上绝路，你觉得那些维权活动有用吗？

赵达功：事情都是积少成多的，我认为民众自觉的维权是非常好的现象，只不过到了一定程度肯定有一条界限不能让你越过，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公民维权网站」被封掉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里面有一条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说它来维护这些权力，你就不必再维权了。实际上它并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它是在危害这个利益。为甚么这么说？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一再提到这么一个观点，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党章中所定义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了。我们不能抽像地说共产党代表谁不代表谁，必须落实到个体的官员。整个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个体的官员都是和资本家、有钱人、投资者结合在一起，使共产党成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从根本上脱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当年深圳有一个叫周利泰的律师，专门为打工仔提供法律帮助，他帮助了深圳的很多人。那一阵子深圳有很多新闻，比如哪个地方搜身，哪个工厂把工人关起来，上厕所都限制时间，工人的工资拿不回来，工伤致残后得不到补偿，周利泰律师在深圳一直维护著工人的利益，结果深圳把他赶跑了，说他违法。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去维护工人的利益了。

中共当局，包括共产党组织、工会组织和政府官员都不站在工人这方面，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说了半天，为甚么他们不维护弱层阶级的利益，不维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

记者：节目结束之前你要对美国的华人说些甚么吗？

赵达功：我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多关心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多参与国内的政治，现在很多人只是在做生意，不敢谈论政治，你看，在国内凡是谈论政治的人绝不敢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都不敢谈论政治，因为一谈政治就要出问题，生意就作不成了。海外的华人也有这个问题，你要想跟大陆做生意，想赚钱，就不能涉及政治、不能涉及法轮功，否则你在国内的生意就作不成，甚至人身都有危险。

记者：这恐惧是很厉害的。

赵达功：是，我们都有恐惧感，这是肯定的。所以前天由很多海外华人、作家和著名人士成立的「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