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萨斯之后中国新闻状况没有任何好转
除了第二位不愿意表态的资深记者（匿名二），其他三位对中国非典之后中国新闻状况有所改善的说法，都持否定态度。原《北京日报》记者候杰先生是这样说：
候杰：“我觉得并没有怎么好转。只是由于张文康那个问题嘛，群众的反响比较大，政府一再强调‘公开化’，在表面的文章上做的不象以前那样压的比较厉害了。但其他方面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开放、松动的迹象。”
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女士也认为：非典的冲击只不过导致两位高官下台，而官方对新闻自由的控制丝毫没有松动：
北明：“……在非典冲击之后有所进步，您认为如何？”
高瑜：“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
北明：“为什么这么说？”
高瑜：“因为非典冲击当时只是把官僚罢免了。给人的印象好象从此以后就可以说真话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根本就没有改变中国媒体不能公开报道真实这种状况。”
第三位接受采访人、不愿意透露姓名和身份的前中国重要报纸副总编辑对同样的问题，与前两位接受采访的报人持同样看法：
北明：“……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匿名（一）：“（这种看法）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没有根据呀！”
北明：“为什么这么说？”
匿名（一）：“因为它不是那么回事，它没有嘛。现在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改变嘛，没有。”
北明：“不过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萨斯以后，秋季可能复发之前，政府有关部门改变了地方上报萨斯情况的程序。就是过去是一级一级往上报，现在能够直接向中央报了。这个情况您听说过吗？”
高瑜：“这个我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好象是任何医院、任何报社都没有公开报道萨斯疫情的这种权力。而且，每个医院的疫情，好象它也不能公开对外讲。”
高瑜指出，中国有很多记者可以部分地了解真实情况，但是由于对采访对象、报道内容的严格审查制度，真实情况无法通过报纸见诸社会。
高瑜：“你要采访谁，你要报道什么内容，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的。第一关当然是新闻机构的这些官僚了，他来把关了。涉及到某个医院，某个区县的情况，要交到国务院对外公布的专门的机构来审查、来筛选。而且，大的、整个的疫情，实际上就是听新华社的。由新华社一家来报道。所以我认为非典冲击下（新闻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一种错觉。就好象把张文康给罢了官了，因为他撒了谎了，好象以后的数字就是真实的了。谁能证明那些数字就是真实的呢？”
二，中国当前新闻开放状况不如八十年代，甚至“比文革时期还糟糕”
既然萨斯疫情的冲击没有对中国的新闻界产生正面的影响，那么就一般而言，中国新闻界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呢？侯杰说：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省、市、自治区，大量的报纸是党政机关报纸，控制程度相当严。而各地方党政宣传部，实际上就是报纸的终审机构。
候杰：“党政机关报控制还是非常严的。比方向《北京日报》这样的、《天津日报》这样的、《南方日报》，自我的自律和党组织对它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而且我们作为党政机关报纸，每天的大样都要交到市委宣传部的。”
中国当前的新闻状况在４９年以后至今的新闻管制中，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能否跟改革开放初期的８０年代相比？
高瑜认为，当前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还不如改革开放初期的８０年代：
高瑜：“八十年代，我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那是中国传媒的“龙头老大”呀，它是代表中央的喉舌呀，但是在那个时候它进行了一些思想的解放。对毛泽东思想呀、错误的一些理论那，率先进行批判。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些文章。‘人民日报’都是走在全体知识分子的前面了。’尤其是在胡耀邦当总书记、胡绩伟当社长的时候。就是从８０年到８６年。这个时候（时期）很快就结束了。主要是因为当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很快的，邓小平就用‘四项基本理论’来束缚这种思想的解放。”
在北京的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报纸资深编辑也表示，当前的中国新闻状况跟８０年代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匿名（一）：“新闻上看不出什么大进步。”
北明：“您觉得现在的状况比八十年代好还是比八十年代差？八十年代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时候，您觉得现在比那时好？还是不如那时候？还是跟那时候一样？”
匿名（一）：“那当然，胡绩伟在的时候是胡耀邦在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比较好哇！”
既然不如八十年代，那么当前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糟糕到什么程度？高瑜女士认为，当前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比文革时期还不如：
高瑜：“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啊，非常糟糕。比文革砸烂一切的时候还糟糕。文革，我说，在砸烂一切的情况下，它有一些个思想言论自由，那是病态的、非常扭曲的情况。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整个国家呀，我认为，现在这个中宣部啊，比丁关根的时候还要糟糕。它现在就是一个通知、一个通知的不许发表一些东西。前一个阶段，不许谈蒋彦永，不许谈孙志刚，不许谈周正毅，不许谈杨滨，不许进行萨斯反思。涉及了这么多禁区之后，现在竟然不许谈“宪政”，不许谈“政改”！政治改革，邓小平８０年就提出来了嘛，现在你口头上讲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那你为什么连宪政问题，政治改革问题都不许谈呢？”
高瑜女士指出，前不久中宣部连续下达通知下达禁令，而禁令中有关禁止修正宪法的讨论，甚至违背了中共中央自己的决议：
高瑜：“三中全会还要修正宪法嘛，中宣部做的这些和中央的决议都满拧嘛！胡锦涛上台之后第一个重要讲话，公开的，就是记念宪法的讲话嘛。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允许谈宪法呢？而且现在竟然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这么严重。我觉得，除去文革有一阶段，红卫兵可以随便办报纸，它比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中国媒体分化现象引人注目
高瑜所描述的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相当严峻。但是另一种现象也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国媒体近几年来出现的分化现象。根据候杰的介绍，这种分化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媒体资金来源的改变：
候杰：“这几年以来，国内的一些媒体走向了商业化。比方说象成都的一些报纸，《成都商报》哇，《华商报》哇，象陕西的《商秦》、《都市报》，包括象北京也有，《京华时报》和《娱乐信报》这样的一些报纸，它是有一些财团和企业助资进来的。它在言论上比较以前，偶尔的会有一些个锋芒出现。”
在谈到中国当前的新闻状况时，候杰还指出了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这就是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中国人的一个新的言论空间：
候杰：“现在我觉得真正的松动，我觉得应该是在互联网上。虽然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对互联网的控制很严，但是我感觉，比以前这还是真正有松动的地方。”
关注中国互联网状况的人会了解，中共宣传部在传统传媒上禁止的一些言论，只要不是直接反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以作者匿名的形式，出现在互联网上。这些言论与电视、报纸、广播这些官方传统传媒的言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候杰：“我也经常上一些包括国内的一些论坛。大部分呢。比如说，孙志刚的事件出来了，比如说，最近刘涌的问题，大家就会发表一些看法。”
四，互联网言论新空间并非官方意志
海外媒体早就报道过，中国官方为了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组建了３０万网络警察的庞大队伍。那么为什么还允许某些被禁的言论出现在互联网上呢？候杰的看法，这是政府为了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刻意为民间的老百姓留下的一条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
候杰：“我个人认为，政府可能看到了老百姓的民怨，就给了大家一个宣泄的渠道。”
候杰先生刚才所提到的资助媒体的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互联网是高科技进入中国的直接结果。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所导致的民间言论空间的扩大，并不能证明中国政府对新闻管制的松动，恐怕也不能代表中国官方控制下的传统媒体在新闻自由方面的改善：
北明：“那么互联网上主要是民间的人们……”
候杰：“民间的，对。”
北明：“但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新闻媒体的……”
候杰：“政策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一点还看不到。”
高瑜：“在大陆，如果记者要……他就要犯错误了，领导就不让他再做采访了，甚至就要把他记者的工作开除了。这是中国得现状。”
五，大陆记者仍然不敢直言要求新闻自由
本采访的两位直言不讳的受访人候候杰和高瑜，曾经为争取中国的新闻自由进出国中国政府的牢狱，并且根据中国宣传部的有关规定，从此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新闻界工作的机会。而另外两位在新闻生涯中平安无事的受访人，则在接受本次话题的采访时，除了不愿意透露身份和姓名，而且在接受采访期间，表现得有话难说，吞吞吐吐，甚至拒绝发言。他们在公开表达批评言论时的这种迟疑的态度本身，也许可以见证中国当前的新闻自由状况：
匿名（一）：“你你，…。我说该说的嘛，啊？”
北明：“我想问的是，难道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接受萨斯的教训吗？”
匿名（一）：“（笑），……这个……，上、上面，上面……我不想说这个事了，不好说了。”
北明：“您说，上边？您说您不想说这个事了？不好说了？”
匿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