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部分采访内容:

问：您能谈谈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吗？

高：我觉得法轮功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江泽民送上了国际法庭，大家都在控告他。这是过去民运组织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法轮功做到了。

作为一个民运人士，我有一个感受，民运组织是一个政治团体，在政治团体中很多东西是按政治的一些规则去运作的，做为我来讲，我是一个是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我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政治是肮脏的，它没有一个道德，虽然它有一个道德底线，但按照政治的规则做事，我有时候就感到内心很不情愿。

但是我感觉到法轮功给我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震撼，法轮功学员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内鬪，是一个很和谐的团体，面对共产党这样的打压，他们讲“真善忍”，面对打压，面对很多不理解的人的嘲讽，他们能够很平静地，微笑著接受。在这一点上，我感到法轮功的道德感召力是我们所不具备的，所以我很敬服，虽然我不是法轮功的人，我很敬服。

法轮功到今天能够有这么多西方人，这么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种类的人都能够走到一起来，这种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是让我内心最有感触的。

民运搞了这么多年，到今天为止，民运不是在强大，而是在不断地往下走，这里面我不得不考虑，做为一个民主运动我们缺的是什么。而这一点恰恰是法轮功所具备的。我跟许多法轮功学员是好朋友，我就感觉到他们所给予我的一种道德上的震撼，我不得不很佩服，这是我跟你讲的一句心里话。

今后能够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净化人们灵魂的，就是法轮功。因为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把人的道德已经摧毁掉了，人没有一种耻辱感，没有一种畏惧感，金钱至上，道德沦丧，这样一个社会是很可怕的，而法轮功在这个当中，在今后重建道德，重建文化当中，这是最重要的，恰恰法轮功就具备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一个社会公德的话，没有一个是非的话，就是建立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也会像动物一样，弱肉强食，非常可怕，而在这方面，法轮功是我看到的希望，也就是重建中国社会道德的希望。这是我的看法。

问：您刚才提到，把江泽民送上国际法庭是法轮功做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您能谈谈它怎样了不起吗？

高：这个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告诉中国那些当权者，包括执行任务的警察，做了违法的事情是有后果的，有要承担责任的，那下一次他再想打人时可能就要犹豫一下了，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

第二个意义在于它向西方社会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人权标准与西方是一样的。西方社会都相信，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你中国人不吭声，他们就以为你选择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和标准。

西方社会的人很难想像到共产党的残酷，这里的人对猫对狗都要讲爱护，共产党就不把人当人，你受到这样残酷的迫害还不去说，西方社会就会觉得是你认同的。所以起诉江泽民这件事就等于是告诉西方社会，中国人民选择的人权标准跟全世界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西方的政府在以后与中共打交道时手里多一张牌打，他们会有更有份量的谈判筹码，这对改善中国的人权是有帮助的。

问：那您对于最近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控告江泽民的案子未被受理一事有何评价？

高：这正说明共产党怕了。他们用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干涉法律程序，施加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我觉得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在各国不断地起诉的过程中，我上面说的三方面的意义就已经得到了实现。这个过程就非常有意义。

问：据我所知，欧阳昱在他弟弟遇到危险时曾多方求助，但最终没有能够将他弟弟救出来，澳洲社会没有能够给予帮助，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高：我是这样看的。法轮功，包括民运的人士回到中国受到迫害后，澳洲外交部能够帮到的很少。对于法轮功，澳洲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欧阳明是澳洲公民，那澳洲政府面对选民，它有责任，它没办法。如果是中国公民，它就觉得很困难。澳洲政府跟中国用对话的办法，它既想坚持自己的人权理念，又不想让共产党难堪， 所以就用这种对话。其实在我看来这种对话是没有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