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西方媒體幾乎都說六四期間有幾千人遇難──這些報導都是估計的數字，沒有準確的消息來源和證實渠道。直至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還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一夜之間，至少有3700人死亡 後來我比較留心看西方記者寫的關於六四報導的回憶錄，看他們怎樣評估六四死亡人數。
1994年，《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寫的採訪回憶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出版，該書第三章談到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數，對「六四」描繪說，在開槍幾個小時之後，他倆曾到北京協和醫院，但門口是警察守衛，最後一個同情學生的工人得知他們是記者，自告奮勇帶路，通過醫院隔壁一座建築物的地下通道進入協和醫院。他們看到成百中彈的受傷學生和市民躺滿了病床和醫院過道，在痛苦地呻吟、喊叫。後來他們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
1996年，加拿大最大報紙之一《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的記者黃明珍（Jan Wong）出版了她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其中第15章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在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6月8日那天，她去了北京工人醫院，看到那些神情恍惚的親屬們，在醫院門口張貼的死者名單上尋找親人的名字。由於醫院不許記者進入，她在朋友幫助下從後門進入醫院。該醫院一位醫生對黃明珍說，太平間裏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四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她還寫道，在6月4日凌晨3點15分到3點23分之間，她數了有18輛平板車把死傷者送往醫院。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作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描繪說，他當晚在北京街頭20分鐘之內，看到6輛平板車，運載死傷者去醫院。他說，一位合衆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3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報告有321人死亡。
紀思道的書裏說，在六四之夜開槍之後幾個小時，他去協和醫院，門口就有警察，因而無法進入。黃明珍的書裏也寫到，醫生告訴她政府已經派人駐守醫院，所有受傷者都有監護者。
所以，許多年以來，我一直以爲天安門附近的所有醫院從一開始就被軍人或警察把守住了，所以外界很難察訪到世界最關注的死亡人數。
但最近仔細讀1999年紐約「中國人權」出版的六四遇難者家屬證詞，我驚訝地發現，這些遇難者家屬，在六四之後，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還有長達30天地在北京各家醫院尋找自己的親人屍體，醫院並沒有禁止。而且多位遇難者家屬都描述說，在屠殺之後幾天之內，北京很多醫院門口都張貼出死亡者名單，和受傷者名單。有些醫院還提供死者照片，供家屬查找辨認；不少醫院也允許家屬進入太平間尋找。
遇難的北京儀表職大學生吳向東的母親徐珏在證詞中說，她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看到每家醫院門口都張貼有死傷者名單，各約400多人。最後在6 月5日下午5點多鐘，看到復興醫院張貼出的第一批50名死者名單，第一個就是吳向東，然後在該醫院的自行車棚裏找到吳向東的屍體。
遇難的趙龍的母親蘇冰嫺在證詞中說，她們和親屬分頭去北京各大醫院尋找，在人民醫院門口，看到有張貼出的140位死者名單。
遇難的北京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職員劉佔民的家人回憶，他們在六四屠殺三天後，才在協和醫院找到劉佔民的屍體，編號爲21，當時協和醫院共有40具編了號的屍體照片。
遇難的北京石景山醫院醫生高原的家人回憶，他們直到6月11日才在復興醫院的自行棚裏找到高原的屍體，已變形。
遇難的北京交大碩士研究生袁力的父親袁可志在證詞中說，他們在北京找了44家醫院，找了半個月，直到6月19日在海軍醫院太平間才找到袁力的屍體。遇難的北京707廠工人陳森林的家屬說，他們找遍北京各大醫院，直到7月4日，即六四過後一個月後，才找到，由於屍體已腐爛，是通過死者衣服及死者生前胃切除留下的傷疤才確認的。
黃明珍在回憶錄也說， 6月8日她在北京醫院門口看到有張貼的死亡者名單，但黃明珍作爲記者，卻沒有去看和抄錄這個名單，或至少記一下死亡人數。
從這些遇難者的家屬證詞來看，《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書中所說的在屠殺之後幾個小時協和醫院門口就有警察守衛，不許外人進入的說法未見得準確。因爲從後來遇難者家屬證詞的描述來看，無論是屠殺之夜，以及隨後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並沒有警察守衛醫院，不許外人進入的事情發生。
如果記者們能像死傷者家屬一樣去各大醫院查詢，是完全有機會抄錄下或拍下死亡者名單的。雖然這樣查到的名單仍不是全部（因爲有一些成被戒嚴部隊就地掩埋或被軍車運走，但根據當時的天氣及緊張情形推斷，數量應不會超過在醫院的），但起碼對死亡人數能有一個具體的、接近真實的了解。如果醫院得到不允許記者採訪的指示，記者們也完全可以扮做遇難者家屬尋找親人，進行查詢記錄。同時，從遇難者親屬的證詞中，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數醫生都是懷着極大的悲憤在搶救受傷者，對家屬們充滿同情（可以想像那些親眼見到衆多死、傷者的醫生們會是什麼心情！）。所以，通過遇難者家屬的證詞，我感覺在當時的情形下，調查是有可能的。至少把各個醫院門口貼出的死亡名單抄（拍）下來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說像紀思道這樣高鼻子的美國人難以扮演遇難者家屬的話，他的妻子伍潔芳是華裔後代，長的一副中國面孔，仍是有機會隨同尋找遇難親人的家屬一起進入醫院尋訪死亡人數。但根據紀思道的回憶錄，他們僅去過一次協和醫院，沒有得到具體數字。書中也沒有說他們去了其他醫院。
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也是華裔，不僅長相和中國普通人一模一樣，而且當年爲了追求毛澤東的革命理想，曾前往北京居住多年，說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她如果去北京各家主要醫院尋訪，應該有可能得到大致死亡數字。
而且即使作爲外國記者實在有困難去醫院，他們在北京都僱有中國人助手，但上述兩本書裏都沒有提到他們曾爲此做過努力和嘗試。
六四屠殺12年後，至今我還沒有讀到其他外國記者談到他（她）們曾去北京各家醫院查訪死者數字。這樣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關鍵的新聞，當時各國在北京的記者都沒有做，這真是一種遺憾，說它是西方記者的集體失職，其實也不爲過。
但在檢討西方記者的責任問題時，更應該提出來檢討的是中國記者，包括香港記者，臺灣記者，尤其是北京的各大報記者，當年曾打着標語要新聞自由、有良知的記者，他們比外國記者更有便利條件去北京各大醫院尋訪死者人數。如果有一個記者能像遇難者家屬那樣查詢北京44家醫院，那麼他（她）會給世界提供一份多麼珍貴的資料。
但迄今爲止，尚未讀到任何中國記者描寫的屠殺情形和對死亡人數的調查。十多年過去了，如果當時有中國記者做了這種重要的求證查訪，這麼漫長的時間過去了，怎麼也會拿出（送到海外）他們的尋訪結果。看來，可能性很小。中國的記者們做的可能還不如紀思道、伍潔芳和黃明珍，畢竟人家各去了一家醫院而且十多年來，偌大個中國，13億人的中國，只有丁子霖一個人在獨力做這件死亡者名單的尋訪調查，1994年，丁子霖發表了她撰寫的《六四受難者名冊》，有名有姓的遇難者有96名。1999年，丁子霖尋訪到的死者名單增加到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新聞記者應該做的事，卻由丁子霖一個病弱的女性做了，這是丁子霖對中國人、對六四真相、對歷史──最重要的貢獻；同時這一事實也標誌着全球新聞記者的一個明顯的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