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

为她作传的爱泼斯坦感慨道：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然而，据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宋第一次见到江青时对江的印象不错。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泽东派江青到车站送行(众所周知，那时江青不大在公众场合露面)。据说，宋后来对别人讲过江“有礼貌、讨人喜欢”。

那一年，宋庆龄56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江青34岁，没担任什么公职，但她是主席夫人，而且也算是资深中共党员(已有党龄16年)。在此之前，江青是否见过宋庆龄，留下过什么样的印象，笔者不清楚。尽管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中期，她们都在上海活动。但囿于各自的身份、地位及其活动的圈了，直接接触的可能似乎不大。

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做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那一天交谈中，江要宋劝毛泽东打领带、穿西服，因为孙中山常常如此，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的穿着太单调。后来如何，未见记载。

宋庆龄对江青“愤恨之深”，显然因为前面引述的信中，她亲自加了着重号的“文化革命”、“红卫兵”。

经历过“文革”的人许多都知道“破四旧”时与宋庆龄有关的种种传闻。红卫兵虽然最终没冲成她的住所，但种种流言和威胁对她的骚扰和压力还是不小的，以致毛泽东亲自派江青登门拜访，向宋解释这场新的“革命”。此时江青已经是一言九鼎的“中革文革首长”。据爱泼斯坦记述，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有一种说法，文化构成人的”第二天性“。实质上，在现实的人的生命状态中，极少有什么纯生物性的东西(也许呼吸这类的纯粹本能活动除外)。人的生命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活动。众所周知，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及人生文化特征。宋庆龄早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她主动作出的文化选择，使以“自由民主”为价值核心的人类近现代文明，确实内化在了她的“灵魂深处”，溶解了她的精神血液中。让这样的人摈弃文明，回归野蛮，其内心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

再说，宋庆龄对世界近现代各种思想流派的经典文献并不陌生，对社会主义流派也不例外。即使激进如列宁者生前不是也批判过主张从扫荡旧文化之后的“空地”上臆造“无产阶段文化”和“未来派”吗？列宁不是明明告过“左派”们，只有把握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首先是把握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才有可能谈论新文化的创造！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是“革”一切文化的“命”，甚至西式衣服和中式楹联，甚至种花养鸽子，甚至血脉亲情......

北京的红卫兵勒令宋庆龄“革”她几十年不变的传统发式的“命”；

上海的红卫兵甚至把宋庆龄双亲的墓地“砸烂”，扬骨暴尸！

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1969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

......

起先，这位不凡的知识女性，“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去理解”这场“新的革命”，“但常常陷于困惑”；

很快，她开始怀疑些什么；

后来，她终于悟出了些什么，但只能沉默。不过，对知心至交不无流露。早在1973年，她对相交了四十多年的一对朋友夫妇挖苦江青为“女皇”。

于是温文尔雅如孙夫人者也禁不住开骂了，而且骂“无耻婊子”！

宋庆龄逝世于1981年5月29日。她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她的身体虽日渐虚弱，深受疾病折磨，但人还一直清醒的，一直关注着她为之献身的改进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的事业。那几年，想必她有新的觉悟......(南方周末 董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