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炬幾乎失去了一切：黨員身份、公職、退休待遇、兒女的幸福。也許他對自己曾有的功勳有點念念不忘。但這一點只能留給歷史。眼下，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懺悔。
王炬案衝擊波
當筆者向一位以研究特區經濟爲己任、親眼目睹深圳成長的學者談起王炬案時，他答以4個字：說不清楚。而紀委給市直各部門的通知裏明確要求，凡是涉及王炬案的採訪一律要經過紀委部門的批准。這點不難理解，畢竟這個案子牽連太廣，其中涉及到的省內外廳(局)幹部就有6人。
不過，人們的感受確是清楚和實在的。在相當長一段的時間內，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局的一些負責人職位都空缺着，某些對外業務也一度中斷。企業和市民要辦事連人都找不到。
那些和王家關係不清不白的房地產商們則紛紛逃離，結果就是樓盤的爛尾。攤子鋪得越大，後果就越嚴重。比如與王家牽連較深的黃氏兄弟。據知情人士透露，黃氏兄弟中與王氏有牽連的是國都集團黃茂展、大中華國際集團的黃世再、信和的黃振華、茂業的黃茂如。當年王炬任龍崗區委書記的時候，黃氏兄弟就開發過一些問題樓盤。隨後，黃氏兄弟又在市區開發地產，其中以大中華國際爲最。現在，如果你來到正在如火如荼搞建設的福田中心區，你會發現那裏有一個極不相稱的爛尾樓—大中華國際交易廣場。建築面積達20萬平方米的建築物已近封頂，但隨着老闆的逃離而爛尾。在繁華的火車站旁邊也有大中華的一個「傑作」。
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坊間流傳：2001年深圳市綜合開發企業年審排名第一的萬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石，有次喝茶碰到一個朋友。他對王石還能在公開場合悠閒地喝茶感到十分驚訝，說：「王炬出事了，你在深圳搞地產這麼多年，難道沒有牽連？」此時，一份坦然竟成了許多業內人士最稀缺的財富。
更着急的當然是業主。已經有業主開始投訴大中華開發的另一樓盤匯景豪苑遲遲不交樓。當人們碰到類似問題的時候，有意無意中總會提到王炬案。
最終受害的還是國家。根據公開的新聞報道，一個「溫莎廣場」項目就讓國家從地價裏流失了1.2億多元。當王炬家裏擺滿了各種貴重物品和忙着轉移存款的時候，當王炬的女兒王濤、女婿冼偉通過收「好處費」和索取等手段聚斂上億財富的時候，不知道又有多少倍於此的金錢通過各種名目流失了。這些還有辦法追回來嗎？
墮落從升官開始
王炬案的關鍵詞是「土地」。在抒寫改革開放歷史的時候，人們總不會忘記給深圳人記上這樣一筆：是深圳人最早認識到了土地的價值。深圳人從土地價值裏得到豐厚的回報。據統計，從特區成立之初，依靠土地積累每年投入到公共建設的資金達40多億元，這一數字從1996年後每年更達到100多億元。土地收入已經是深圳市的第二大財源。
不知道當人們在享用着這些公共建設的好處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們要面對王炬這樣的人物。根據公開的材料，王炬的墮落是從1993年開始的。那時王炬的官場生涯的拋物線正處於令人亢奮的上升期，當上深圳市委常委，官途一片光明。然而，官運上升和墮落從此也就開始同步進行。
深圳的特殊在於它是一個五湖四海開發起來的移民城市。這裏上演的不僅僅是個人奮鬥成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神話。其實，對「市場經濟」觸角伸得最深的另有其人，比如轉制的工程基建兵、中央部委、各地辦事處等。畢竟那個時候我們連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都沒有。於是，方方面面齊抓共上，都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先行者。
許多人在談到王炬的時候之所以感到比較複雜，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認爲，其實王炬對深圳市建設及房地產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他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才能將那麼多的基建工程兵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組織起來，開發深圳這片熱土。他們創造了歷史，歷史也沒有虧待他們。這些做出特殊貢獻的基建兵後來大都充實到了建設主管部門單位和建設控股系統及其它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而這些企業和政府又有割捨不斷的關係。政府曾經劃撥某一地塊由他們自己經營開發，如長城公司開發白沙嶺、天健公司開發景田片區、華僑城集團開發華僑城片區(其集團主席任克雷曾任深圳市政府祕書長)。在王炬事件中落馬的李育國、馬恭元就是這樣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他們利用的就是這種優越的地位來聚斂財富。而他們與一直主管或分管城建和國土工作的王炬之間的關係就越陷越深。
「其實在這種複雜的關係中做官也是很不容易的，方方面面的關係都要考慮到。」一位曾任國土局下轄的房地產交易中心總經理助理、現已「下海」的業內知名人士說到。你可以說這是一種體諒，也可以說這描述了一種蛻變的危險。
所以，王炬案出來後，慌張的就不僅僅是那些「奸商」。王炬案的爆發，也就不僅僅是又一個貪官墮落終得報應。這裏告別的是一種曾經輝煌但已蛻化變質的舊體制。它無異於這樣的吶喊：
別了，王炬；別了，那些曾經做出特殊貢獻但又濫用了這種貢獻的人們！
被黑手操縱的「計劃性」
我們可以告別王炬和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但我們還是不僅感嘆：我們可以有那麼多的人或部門或單位都爭相參與到發財致富的夢想中，深圳這塊熱土也給他們提供了充分的機遇，可是好的市場機制的建立卻是如此艱難。
人們不會忘記，正是深圳在1987年12月1日敲響了中國土地拍賣第一槌。這在當時是一種「違憲」的創舉。拍下這一槌的就是後來當了6年的國土資源局局長、在王炬案中獨善其身的劉佳勝。
事實上，早在1986年，劉佳勝就起草過3年內特區土地交易全部招標拍賣的方案，「但後來這個方案都沒有敢往上報，先拍了再說，因爲配套改革太宏大了。」「報上去所有人都會反對你。我坦率地說，規劃局、建設局、計劃局、銀行都會反對你，各個市長分管一條線，他們也會反對你，更何況它在當時還涉及到要修改《憲法》，因爲你是在變相買賣土地。」劉這樣解釋方案流產的原因。《憲法》很快也修改了，但深圳市的土地市場仍然困在雙軌制裏面。
根據深圳市房地產年鑑，1987年到1999年，深圳市利用拍賣和招標兩個方式一共賣出了80多塊地，出讓面積基本上都在1萬平方米左右。而每年協議出讓面積是100多萬平方米，根本沒有可比性。1995年、1996年還一度終止了土地拍賣。1997年連一次招標或拍賣都沒有。1998年當深圳市通過賣地賺了108個億的時候，許多城市都有點眼紅。但這一年僅有的兩次招標和兩次拍賣，一共只有3.3億元。劉佳勝也承認，1999年之前，90%的土地實行的都是非市場價格的協議出讓。
協議出讓的價格通過地價表反映出來，它是參照城市發展度、配套設施情況制定出來的。深圳寶安區龍華土地所所長賀承軍說，這仍然帶有一定的計劃性，並不一定能真實反映出土地的市場價值。他舉例說，鹽田好的地塊也能夠賣出好的價錢來，但「地價表」中並沒有反映出來。同時，計劃性也就意味着很強的人爲操縱的可能性。
這裏的危險在於：在協議出讓土地階段，通過各種路子取得的「地皮」必然要「熱炒」。1993年，深圳「天安國際大廈」每平方米曾經賣到2.5萬元港幣的天價。背後的支點就是特區優惠政策所造就的高期望值。特區的「特」無意中充當了一個個暴富神話的水源。
結果我們就把矯正力量交給了無情的市場鐵律和中央的宏觀強勢調控政策。每一次市場鐵律的發作或者調控措施的推行，都讓深圳陷入了消化遺留問題尚且不及、遑論其它的境地。
大浪淘沙，該富的早就富了，爛尾的還呆在那裏等待政策，真正坦然的卻不多。正像一篇揭露地產黑幕的文章裏說的：「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
想說「別了」不容易？
王石卻很坦然。當王石面對朋友疑問的時候，他說自己心底無私天地寬，自己的土地都是正規渠道取得的。
但這份坦然來得並不容易。所謂的正規渠道的含義是這樣的：萬科在深圳幾乎沒有拿到一手地，都是轉手多次。它根本無法享受到一轉手就賺錢的那種原始資本積累的快意。但歷史的弔詭也就在於，正是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卻造就了一箇中國一流房地產企業的傳奇。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博士潭剛說，房地產項目真正做得比較好的，都是市場化方式發育起來的。總能從政府那裏拿優惠政策的後來基本上都不行了。「儘管歷史遺留用地和企業遺留用地還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但土地進入陽光交易時代已成定局。」廣東省房地產協會副會長、深圳房地產協會副會長王波說。
歷史終於證明了這個道理，但不一定就改善了你的處境。王石曾經說：「其實，開發商早就沒什麼利益了，平均利潤率也就7%左右吧，而國際一般是8%左右。其實傳說中20%到30%的利潤主要是土地增值所得，包括有些開發商通過另外的途徑取得了好地。」
這裏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在萬科以4億元天價(超出底價1億多)取得「鹽田地王」的同時，它最有力的競爭對手卻兵不血刃在附近拿到了一塊更大的地。這是什麼時候？這正是深圳市政府宣佈「凡經營性、營利性項目用地一律以招標或拍賣的方式出讓，協議方式出讓土地僅限工業用地、微利房用地、機關事業單位用地和軍事用地」的時候，正是大陸外的資本豪門「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通過資本運作進行圈地運動的時候。
歷史的遲誤並不僅僅體現在並不公平的土地市場。深圳現有註冊房地產企業500餘家，其中年開發量在10萬平方米以上的企業約有20家，而香港房地產龍頭企業年開發量可達千萬平方米。相形之下，深圳多數房地產企業規模和實力均太小。這與土地批租政策缺陷導致的房地產開發准入制度不明確不無關係。當還有很多企業可以通過非市場化的不正規的方式拿到土地的時候，真正市場化生存的企業是很艱難的。當人們都在叫喊狼真的來了的時候，這種艱難變成了一種接近遺恨的東西。
所以，別了，王炬，真的這麼容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