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爲三個代表立碑

三個代表是十六大的靈魂。三個代表集最佳策劃、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演員於一身，使十六大從頭到腳刻遍了它的標記。「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已被黨章隆重加冕爲指導思想，使它繼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後，成爲黨的聖經。

三個代表和馬、列、毛、鄧沒有血緣關係。它是中外古今各種格言和廢話的大雜燴。它沒有內容，沒有約束力。它是高官們正襟危坐或高談闊論時必須掛在嘴上唸唸有詞的濫調，也是老百姓茶餘飯後的笑料。

十六大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希望。它沒有給農村帶來生機，沒有給工人帶來動力，無法使官場減少貪婪，無法使銀行收回呆帳，疲軟萎縮的股市挺不起來，一批又一批拔地而起的高樓賣不出去，也租不出去。它沒有叫謊言感到羞恥，沒有使民主得到安全。它使早已麻木的國家更加麻木，但它確實給《笑林廣記》提供了新品種。

十六大動員了全國的人力和財力，以驚天動地的氣勢，替一位可愛的小孩子立碑。根據原始記錄，這個小娃娃名叫「三個代表」，出生於二○○○年，去年剛做一週歲湯餅會，今年又立兩週歲功德碑。據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部實踐證明，中國之所以能夠進入小康，靠的就是這個小把戲十三年的能耐。據說，今後中國人的（或者外國人的）一切經驗，必須與時俱進記在這個小孩子帳上。據說，中國要想全面建設小康，必須繼續仰仗他來指引迷津。

改革開放是23年不是13年

我已經好久沒有讀馬克思的書了，但他一百五十年前關於嚴肅和滑稽分野的一段話太精彩了，使我無法忘卻。他的意思是：把滑稽說成嚴肅是滑稽的；把滑稽指爲滑稽才是嚴肅的。倘若我不想犯可笑的錯誤，我就得把滑稽如實指爲滑稽。

我分明記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一九七九年，到現在應該是二十三年，不知道爲什麼被十六大砍掉了十年。我還記得在後來的十三年中，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搞的是反和平演變，根本沒有搞改革開放，分明是倒行逆施，否則就不可能引發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連基本歷史事實都搞錯了，可見這個小把戲眼界狹窄，知識淺薄，不足爲訓。更重要的問題是建設的成績到底應該歸於誰！中國本來不窮。馬可波羅時，中國大概比歐洲富。中國是被摧殘窮的。我不知道統計數目字，但直到我上學時，人們心目中仍然普遍認爲浙江比臺灣富，上海比香港富，中國比韓國富。我看到的最大摧殘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親自實施的，從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中國被摧殘得慘不忍睹。中國後來的復甦，有人說應該歸功於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開創的改革開放，鄧胡趙自有他們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我不認爲他們的作用超過了人民。也有人說應該歸功於黨，但是我認爲，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而論，既然諱言欠債，也就沒有資格宣揚功德。

建設的成績應歸功於老百姓

中國一九七九年以來的發展，應該歸功於老百姓。是災難深重的老百姓，打破了共產黨毛主席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僵化的經濟體制，用自己的大腦和雙手重建家園。但是因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現在仍然在阻撓政治改革，所以經濟改革至今很不徹底，大量果實被貪官和姦商鯨吞。應該說，貪官和姦商得到了聚寶盆，農民得的是泥巴飯碗，工人得的是打破了的鐵飯碗。十三億人算總賬，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人二○○一年的平均收入是890美元。這是很不容易的，但不值得吹噓，更輪不到「三個代表」來報功領賞。同樣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全世界六十一億人，二○○一年的收入是三十一萬五千億美元，平均每人5140美元，相當於中國的五倍多。韓國人均年收入9400美元，相當於中國十倍多。香港人均年收入25920美元，相當於大陸二十八倍。據《經濟學人》資料，二○○○年臺灣人均GDP相當於大陸的十六倍。瑞典、日本、美國二○○一年的人均收入都在三萬五千美元以上，相當於中國的四十倍上下。如果大陸達到890美元就非得給三個代表立碑不可，那麼，臺灣、香港得給誰立碑，外國得立多少碑？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到底說明功高，說明無知，還是說明什麼別的東西？

中共公然甩開弱勢羣體

十六大除了立碑以外，還做了一件事：宣佈吸收資本家加入共產黨。這當然不是新發明。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奪到政權，爲了壯大自己，中共一貫不拒絕在資本家、地主、官僚、軍閥中吸收革命分子入黨。但這一次大張旗鼓向資本家敞開大門，卻是一個標誌，意味著中共終於公然甩開弱勢羣體——即甩開當年幫助它奪取政權的農民、工人和窮苦知識分子，轉而和有錢有勢的富人和強人結盟聯姻。這個過程，實際上早就開始了，現在只是承認既成事實而已。

這將導致什麼新的變化？是不是意味著中共的進步？它會發展爲社會民主黨嗎？它會因此成爲全民黨嗎？中國的資本家會因此提高政治地位嗎？中國社會將因此而走上民主化和現代化之路嗎？

請注意：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同資本家一樣，都不是一黨專制的受益者和擁護者。相反，大家都是這種制度下悲慘的受害者。一黨專政的受益者，僅僅是被這種制度送入神龕的神祗，以及在他們的聖潔光輝照耀下越來越腐化的官僚。只有那些貪婪、無能、虛弱的統治者，才是一黨專制最狂熱的捍衛者。

只許擁護一黨專制資本家入黨

歐洲人很清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不拒絕資本家入黨，這難道改變了納粹和法西斯的性質？除了白癡，中國許多貴族出身的皇帝都懂得選拔窮人當官，同樣，農奴出身的皇帝也懂得選拔財主當官，這難道改變了天子獨裁的性質？其實，中共黨內早就有了不少暴發戶，他們比黨外資本家更有錢。金錢改變不了一黨專制。即使有一百萬資本家潮水般湧進具有六千六百萬黨員的共產黨，也無濟於事。工人農民過去在共產黨手裏得不到的權利，資本家將來也不可能得到。既然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不惜公然剝奪工人集會結社和發表言論的自由，可見，它即使徹底更名換姓叫做「資本家後衛隊」，也決不會允許資本家得到同樣的自由。請注意，十六大隻允許擁護一黨專制的資本家入黨，這是要害。如果有朝一日，共產黨願意吸收反對一黨專制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本家入黨，那才能使世人相信：共產黨真的（而不是假的）變了，變成能夠和世界接軌的現代政黨了；中國真的變了，變成文明社會了！中共的新生取決於它肯不肯放棄一黨專制；中國的新生取決於她能不能擺脫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從十九世紀末起，中國一直在追求民主。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得到民主。皇帝已經推翻，軍閥已經打倒。現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唯一阻力，不再是專制的皇帝和軍閥，也不再是因專制而喪失民心然後在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用槍炮推翻的國民黨，而是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自己。這種專制制度，用「偉大」的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用「偉大」的鄧小平的話來說，叫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罷，堅持黨的領導也罷，都是堅持一黨專制的同義語。

三個代表爲了美化一黨專制的形象，在剛剛結束的十六大上，又宣佈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誠意，重申了「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決心。這是什麼樣的誠意和決心？這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誠意；這是「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的決心。堅持以一黨專制爲前提的政治體制改革，能是什麼東西？堅持以一黨專制爲保證的民主和法治，又能是什麼東西？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

三代核心都寫下不良紀錄

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的諾言，在五年前開十五大時，在同一個講臺上，也同樣被宣佈過。五年過去了，人們沒有看到政治改革，沒有得到民主和法治，卻目睹了對法輪功的圍剿。那是一種提倡在真摯、善良和寬容的心境中練功健身的運動，參加者成千上萬，大多是老人和無錢支付醫藥費用的窮人。一九九九年，他們在天津市被取締；他們被迫向中共中央請願，要求高抬貴手，允許他們練功。秩序井然的和平請願，神不知鬼不覺地在中南海門口出現，使中共最高領導嚇了一大跳，從此把他們視爲心腹大患。爲了把黨的意圖變成國家意志，立法機關十萬火急通過了宣佈法輪功爲邪教的法律，行政機關從此連綿不斷地實施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在中共黨史上，三代核心一脈相承，都給自己寫下了不良記錄：文化大革命，血洗天安門，和圍剿法輪功。這些都是一黨專制土壤上特有的產品，不可能發生在文明國家之中。只要有一黨專制，中國人就得不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儘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代表已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五日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籤了字。

近兩年來，不斷有人預測：中共也許會在三個代表的領導下變成全民黨或社會民主黨。可是，在這次召開的十六大上，三個代表再一次用「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誓言，自行粉碎了好心人的夢想。

十六大不是走向民主的起點

十六大不是中國走向民主的起點。因此，一切由絕對權力引起或者被它阻梗的重大問題，都沒有解決的希望。問題的單子可以開得很長，包括改革、發展、人權、法治、文明、民族和睦、兩岸關係、國際信譽等等，其中當然包括腐敗問題。中國現在是腐敗的超級大國。腐敗是一黨專制的直接產物，也是正在急劇擴大的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其中當然包括WTO。我無法想像，以強大的立法系統、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爲堅強後盾的中國官僚經濟，在黨的領導下舉國一致統一對外的同時，將如何誠實地和WTO接軌。我也不知道一黨專制下的中國如何才能變成世界和平的透明的積極因素。說實話，我不懂，一黨專制下的中國怎麼能夠被稱爲人民共和國。

十六大班子是三個代表所能安排的最值得放心的班子。按照三個代表的意圖，十六大後的中國必須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運行——當然，意識形態的控制只能無可奈何地繼續減弱，技術官僚的作用會不由自主地漸漸上升。新班子裏的人，可能隨波逐流，也可能在公衆的推動下和壓力下有所作爲。現在談論這個問題爲時過早。可以斷言的是：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將繼續生成，繼續積聚；沒有人躲得開「專制還是民主」這個主題；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只是時間問題；在中國社會各種能量和變量的相互作用面前，任何人（不管他是三個代表還是六個代表）的如意算盤都會黯然失色。

（原載《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