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於現代都市窮人的悲慘故事曾經在大江南北廣爲流傳：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過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貴的日子。1994年前後，夫妻先後遭遇下崗。妻子耐不住清貧的日子和沒有亮色的未來，跟着一個有錢男人走了，留下一雙兒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業市場屢屢碰壁後，精神越發脆弱，生存的艱難壓迫得他抬不起頭來。

偏偏不諳世事的孩子嘴饞鄰居家的肉香，纏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僅剩的5塊錢，咬牙買下了一斤豬肉。當久違的肉香讓孩子們歡呼雀躍時，絕望的父親在裏面撒下了耗子藥……

下崗、失業，這些伴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而來的特有現象，如驟然降臨的寒流，突襲城市最龐大的平民階層。貧困，象一隻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塗抹在城市表層的繁榮。

在瀋陽，這座曾經是中國最大最輝煌的工業城市，就流傳着類似的民間文本。它是如此尖銳、鮮明地切入這座城市繁榮下的內核，讓人直視其無法躲閃的現實。城市貧困，這個沉重得讓人無法呼吸的命題，這個關乎一個羣體命運和生存出路的命題，讓我在洞察一座城市歷史性的轉型陣痛之餘，對於那些淪爲弱勢的底層人羣懷有強烈的人文憂思：他們現在怎樣生存？他們又將怎樣生存？

工人村：頹敗的城中之城

到過瀋陽的人會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座由兩張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瀋河區，林立着所有的高檔住宅、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在這裏看見奔馳、寶馬的機會要比在北京長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廠雲集的鐵西區，你很難找到一座五層以上的象樣飯店，出租車也懶得光顧這兒——因爲拉不上活兒。瀋陽70萬下崗職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這個39平方公里、75萬人口的傳統重工業區。

工人村是鐵西最大的住宅小區，聚居着一家幾代的產業工人。老人們至今回憶起50年代的工人村，總也掩不住難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門城樓上巨大的共和國國徽還記載着鐵西人昔日的榮光；那時，158棟典型的蘇式三層居民樓，在全國率先引領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現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寬闊的工業區已變得沉寂，這兒早成了有名的「虧損一條街」。該市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瀋陽現有工業企業數1188家，其中有501家屬虧損企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數590家，其中超過一半面臨虧損的命運。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中，80%以上集中在鐵西工業區。

「廠子都黃了，全叫貪官給整的！」在工人村裏，人們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紛紛向我訴說。那些房子在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中日顯破敗，宛若風燭殘年的老人。廠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維修和取暖費一時成了問題。「沒人管我們了。」人們感到惶恐、無助、失重。

黃昏的勞動公園。老人們向我談起癱瘓的公用服務系統，從今年開始暖氣開始分戶，不交暖氣費的不送氣，按每平米19元計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氣費。劉大爺一家爲了省掉這份開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捱了凍。「屋外零下4度，屋裏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積的國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業區幾成了一座空城；與此同時，在居民區，大批下崗失業人員，還有衆多名曰「放長假」實際卻被永遠拋離崗位的人們，越來越多地奔波、遊蕩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處可見攢動的人頭，在菜場、街邊、公園和夜市，人們已經淡忘工作日和雙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徹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齊的大道兩旁，擺滿了各種各樣的小攤：賣菜的、賣水果、日用品的，永遠用飢渴、殷勤的表情招徠着稀落的光顧者。類似的小本買賣勉強維持一個下崗工人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這種脆弱的家庭經濟支撐體系往往不堪一擊。專家們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數除工資以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維持低標準的生活水平，他們經受不起任何社會經濟風險，一旦遭遇風險，馬上跌到貧困線以下。國際上常用「貧困邊緣（Near Poor）」一詞來描述這種狀況。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習慣了沒有固定工資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領工資的機會，在輾轉變更的短工中換取基本生活費。

貧病，鐵西的憂鬱

「鐵西這地方，賊窮！」51歲的王亞君扯着嗓子，漲紅着臉說。她患有嚴重的甲亢，拖了好幾年不治，因爲沒有錢。

「治一次得花4000塊，媽呀，上哪弄這麼多錢？」她一說話就激動，將脖子上突起的腫物指給我看，「醫生說過，弄不好會發生癌變，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對自己的病有種聽天由命的坦然。

兒子的死是王亞君生命中最大的一個慟。四年前，21歲的大兒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經濟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時，她和丈夫的單位都苟延殘喘地開不出工資，職工的醫藥費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辦求助，最後大夥兒獻愛心，好不容易湊了500元，可兒子輸一次血就要600元。

兩年後，兒子病逝。留下了10多萬元的外債。

「那時兒子沒了，錢也沒了，活着幹啥？心想幹脆跟他去了……」王亞君滿眼是淚。 正午的陽光照着她的自行車攤。她從早晨7點擺到現在都沒有開張。自行車是一位好心的老闆賒給她賣的，賣完了再返還貨款。一個月掙個三、四百元算是萬幸。老伴身體不好，靠200元退休金過活。

有人來看車了。王亞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雙拖鞋花了3塊5毛錢，「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腳，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雙鞋。好幾年她沒買過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條件稍好的鄰居給的。現在她最大的願望是給小兒子娶上媳婦。

鄰攤的老姐們給她送來一塊西瓜，看顏色還沒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裏，先是小心地咬了幾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時又很仔細地將瓜瓤掃蕩乾淨。她太渴了，下午2點半，還沒吃午飯。「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錢1斤，說便宜真便宜，捨得買嗎？誰不愛吃、愛穿呢，有那條件嗎？要是有錢，誰還願意穿別人的？人一窮，哎——」她的嘆息和嘮叨在午後的日光裏遊絲一樣飄浮，空氣裏莫名地浸染了一襲落寞和悲涼。

「想得開是天堂，想不開是地獄。」王亞君從瀋陽經濟電臺《清風夜話》節目裏聽到了這句話，靠它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她說今後也要多想想這句話，活下去就是勝利。這讓我想到在瀋陽，至少在目前，貧窮的下崗職工還在忍耐。這個在變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損集團，象石頭一樣，沉默而堅韌地活着。

46歲的盧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歲孩子那麼高，5歲時得胸椎軟骨病時落下的。他以前是瀋陽鋁材廠的機械維修工，97年病退下崗後，單位特殊照顧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費。媳婦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常年吃藥，無工作。兩個孩子正在唸書，按政策可以減免學雜費，但平時學校要求交納的其他費用，他一樣也不能拉。「窮是窮了點，但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唸書。」盧凌敏態度很堅決。

從1998年4月開始，盧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證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個月工資半個月就花沒了，吃了上頓愁下頓。現在有了保證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場擺電池賣，從早晨6點候到晚上12點，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個三、四百元。平時肉類很少吃，每月生活費支出兩、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補營養。去年家裏養了10只小雞，上次被人打死了一隻。就給孩子熬了湯，看他們吃得那個香……」他臉上閃出慈愛、憐惜和愧疚的複雜表情。 清貧的日子並不可怕，但媳婦的醫藥費幾欲將這個剛強的漢子壓垮。「她那個病，一直沒斷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現在又查出肚子裏有瘤，成天吃藥，打一次點滴就花200元，沒法子，向親戚朋友借了1000元，動手術？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對媳婦說，不行的話，我去死！」

我站在盧家那間不足15平米的小屋裏。晦暗、擁擠是那個棲息四個人的空間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顯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成了他們夫妻倆的臥床。一臺壞的、沒錢修理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裏唯一能夠見證時代的現代家用電器。

殘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燈和一盞15瓦燈泡。通常日光燈不開，只開小燈，爲了省電。昏黃的燈光下，幾本小學生用書散亂地臥在炕沿上。孩子是這個家庭可以仰望未來星空的唯一亮光。

貧、病，是我在鐵西採訪時聽到的高頻語彙。下崗後只能自費看病，自己交納醫療保險。但調查中發現，幾乎95%的下崗職工家庭沒法按時交納醫療保險。當我向許多人提到這個詞時，引來的是一陣苦笑：「日子能維持就不錯了，哪有錢交？將來能咋辦？！死了拉倒。」高昂的醫療費和窘迫的經濟條件使人們談病色變。在無大病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年藥費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過200元，生病後在藥店買點最便宜的藥，不會去醫院，因爲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買藥或去醫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會花掉幾千元的全部積蓄，年平均300元的醫藥費就足以將一個下崗工人家庭擊垮。

社會學家曾用國際上通行的「生活形態法」來考察中國城市貧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爲，結果表明，現階段城市貧困家庭基本上是在爲餬口果腹而奔忙，當然還不至於忍飢挨餓，但也不能吃得很飽，至於吃得好、講營養就更談不上了。其他方面的開銷則是非常之緊張，一角一分地摳，只要能不花錢就不花錢。鐵西作爲下崗失業問題的重災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費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調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時很少吃肉，每月能吃兩次肉就不錯了，蔬菜買最便宜的大白菜、蘿蔔、土豆等。女人們對於從前上班時週末逛街買新衣的記憶感到陌生而渺遠，因爲多年不添新衣已經習以爲常，很多衣服來自親朋好友的接濟。

75%以上的貧困戶都因爲怕送禮與親友很少來往，過年過節也不走動；全家人也極少花錢去娛樂場所。「幹活幹活，幹着才能活着」，抬頭找活埋頭幹活成了人們生活的最大要義，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業方式，沒有節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勞累和生活空間的窘迫使這個羣體對於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