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無權的普通百姓並不關心中共高層的權力交替，因爲即便百姓想關心也沒有任何參與權和知情權。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每逢執政黨的慶典和大會，全社會皆要在黨權的痙攣中抽搐，被迫捲入由此而引起的緊急狀態之中。十六大期間，中共高層要求：一切爲了十六大，要把一切影響穩定的因素消滅於萌芽之中。即便不提境外媒體透露的各種禁令，僅就國內主流媒體多次報導「保衛十六大」的警方和輿論管制部門的行動而言，難道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脆弱如此程度：只有製造出人人自危的緊急狀態氣氛，才能保證十六大的順利進行嗎？才能開成「團結的大會」和「勝利的大會」嗎？

首先是「加強治安」。北京市公安局召開確保十六大的誓師大會，宣稱要防止惡性刑事犯罪和重大事故的發生，防止任何影響首都的形象和穩定的事件發生，這等於在警告平民百姓在此期間應該更加謹小慎微。北京於10月28日正式開始秋冬強化治安的攻勢，市內及近郊的各公安分局全部展開清理活動，出動十七萬公安人員，清查出通緝的在逃犯和三無人員……根據歷來的經驗，這樣的準嚴打活動又將使大量無辜的人被拘禁被罰款被遣送，多少倍受歧視的農家子弟將再次成爲專橫跋扈的「黨權」的受害者。

其次是「加強宣傳」。一方面，爲十三年的江澤民時代的歌功頌德和效忠表態；另一方面，針對幾十個問題發佈言論禁令，全面封鎖互聯網，封殺幾十本書籍，加強高等院校的管理……僅在北京，近兩天警方的突擊行動，被查禁的錄像帶和書籍就高達幾十萬。

第三是對「敵對分子」的防範和打擊。在中共列出的重點防範對象中，有法輪功、異見人士、失業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和離退休老幹部。在中共的體制下，把法輪功和異己人士視爲威脅，在所謂的「非常時期」，加強對他們的監視跟蹤限制甚至非法拘留，還多少有些強詞奪理的理由，因爲從西單民主牆開始，異見者就一直是中共的鎮壓對象；法輪功在1999年被江核心定爲邪教之後，更成爲現政權的心腹大患。而把失業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和離退休老幹部也作爲主要的防範對象，從中共意識形態角度講，是找不到任何理由，即便從新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角度講，這些人在意識形態上仍然是中共政權的基礎。如果說還有什麼理由的話，就只能用中共的變質及其權力恐懼來解釋：黨權與民權、權貴利益與民衆利益的根本對立，正是目前中國的醒目現實。

第四，全社會所有領域的日常工作基本停滯，人大立法統統壓後，各權力機構準備出臺的新政策也統統擱置，各公司也暫緩新業務，出版社積壓大量書稿……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只有一個：等待十六大的閉幕。無一例外地，人民的所有權利都得給「黨權」 讓路，社會的一切工作也要給「黨的盛會」讓路。

十六大使社會被迫陷於緊急狀態，一方面是由政權的合法性不足引發，黨民關係的嚴重惡化甚至達到勢不兩立的程度，使政權對自身的合法性喪失信心。另一方面是由人治政治內部的高層權力惡鬥引起，在中共核心層對外表演的團結盛典之下，是黑箱內的利益分配和權力陰謀所導致的極端緊張。而且，越是合法性不足、越是高層權爭險惡的政權，就越要刻意製造外表的穩定效果，所謂臺上正人君子而臺下政治流氓。所以，只有更嚴厲防範政敵，更肆無忌憚地剝奪人民的權利，參加權力再分配遊戲的極少數人才有安全感。

在奉行憲政民主的國家，每一次政府權力的交替都是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的最好時機，甚至就是民衆政治參與的盛大節日。參加競選的政客們，非但不能防範人民，反而要想方設法討好人民，因爲人民的手中握有決定政客們成敗的最後權利。而在據說是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的中國，每一次最高權力的交替，只是極少數人玩弄獨裁權力和陰謀政治的遊戲，而毫無權利的人民，不僅要受到進一步的壓制，還要被迫裝出鼓掌的姿態。參加遊戲的幾個主角，儘管表面上也要討好公衆和製造大好形勢的假相，但在骨子裏卻是對人民的嚴加防範和充滿恐懼。臺上是掌權的戲子和臺下是無權的傻子，共同上演一出裝瘋賣傻的政治化裝舞會，因爲戲子作秀不必當真，而傻子的歡呼就更不必當真了！

在目前中國，當執政黨爲了五年一次的權力分贓大會而發出公開的和內部的一道道禁令之時，現實中的黨權濫用和民權空白之間的巨大不對稱，再一次凸現在世人面前。最具中國特色的現象還在於：維護黨權的各級衙門，在勒令一切爲十六大讓路時，並不覺得是在惡意侵犯公民權利，反而認爲這是神聖而光榮的責任；而在此期間馴順於各類禁令的百姓也心安理得，並不覺得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反而把承認「黨權」霸道的無可奈何當作天經地義之事，自覺保持言行的低調來配合「一切爲了十六大」口號的落實。

無論人們對十六大和即將亮相的第四代抱有多麼善良的希望，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政權在還政於民方面的作爲不免令人沮喪，十六大後的中國改革前景，仍然籠罩在一黨獨裁的陰影之下。

2002年10月31日於北京家中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