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恨陳希同由來已久
說起江澤民與北京市委的矛盾，首先是他對陳希同的日益不滿，此矛盾的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趟紫陽下臺之前。當時二八四」槍聲未響，北京城一片歌舞昇平景象。爲了開好「亞運」，趙紫陽、李鵬等中共領導人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在支援北京亞運場館建設問題上，要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人出人。要從全局利益出發，從民族大義出發，在經濟代價上不要斤斤計較。僅舉其中一例，譬如當時中央及北京電視臺的電視現場轉播設備遠遠不能適應亞運報道需要，於是趟紫陽下令，全國其他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西藏電視臺的轉播車都被無償調造北京使用。
而當時代表上海利益的江澤民，一方面絕不敢頂撞中央，另一方面又想藉亞運也爲上海撈點油水，於是便提出上海可以承辦亞運更多的項目。趟紫陽和李鵬則表示此事由國家體委先與上海和北京共同商量，拿出個具體意見來，再由中央討論決定。但在與陳希同交涉時，陳希同根本不理江澤民，只是再三催促江澤民將中央分配給上海的支援北京的任務迅速落實。這可能是江澤民與陳希同之間的第一次不愉快。
陳希同喪失立場江澤民惱火
一九九O年年初。因爲「六四」下臺的胡啓立還沒有復出，陳希同曾祕密安排了一次胡啓立與萬里的會面，地點在首都賓館，陳希同不但親自出面作陪，而且特別殷勤地到賓館門口親自給胡啓立接駕。
此事陳希同自以爲安排得十分周密，但沒有想到因爲他在首都賓館安排日本料理宴請出了問題。當天傍晚，正好有幾個日本電視臺和報社的駐北京記者也去日本餐廳歡聚，其中一位誤闖賓館爲陳希同安排的包間，親眼見到了胡啓立、萬里與陳希同三人間的觥籌交錯。
當時，陳希同也以爲誤閭禁區的日本人是普通商人，便沒有在意，誰知第二天便有日本報紙將此新聞見報。第三天，新華社內參報又將此新聞以「動態清樣」形武遞送到江澤民辦公室，令江澤民大爲惱火，認爲這簡直就是「喪失立場」的行爲。
老鄧欽定陳希同是改革派
接着，江澤民立即下令由中紀委出面調查，首都賓館負責人證明確有此事後，江澤民親自給陳希同打電話質問，陳希同只好推說是應萬里的要求，自己不能不辦。
自此，江澤民因爲對萬里奈何不得，再不敢深究此事。後來，因爲鄧小平下令讓胡啓立復出[作，更證明陳希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無所謂「違反組織原則」。但此事等於是向海外印證了萬里與因爲二八四」下臺的趙系人馬的密切關係而令中共高層十分被動，最怕趟紫陽派系鹹魚翻生的江澤民因此對陳希同內心的惱怒可想而知。
踢開李錫銘陳希同權力坐大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陳希同看準了左派已經成了強弩之末，甚至認爲江澤民、李鵬等人也有可能被鄧小平拋棄。另外，陳希同也看準了一直在意識形態角度堅持強硬態度的時任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的政治前途已經到頭，於是一改過去對李錫銘的尊重態度，一方面不顧李錫銘的反對，在北京市抓緊推行種種深化經改措施，一方面趕緊利用各種可能的場合發表改
革言論，極力表現自己的「改革派:止場。而鄧小平似乎也是爲了給陳希同點面子，所以也不失時機地說了一句「北京市的陳希同是改革派」。
黨內大家長這句聖旨一出口，等於是在批評身爲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錫銘不是改革派。自此，李錫銘如同經過了一場霜凍的蔫蘿蔔，只能在私下裏感慨共產黨政權的反覆無常。而陳希同竟也「當仁不讓」，你李錫銘懶得理政，正好讓我黨、政大權一把抓。再加上當時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多數成員都與陳希同關係較好，使得陳希同輕而易舉地成爲北京市實際上的第一把手。而從此之後，江澤民與陳希同的矛盾也就深化爲與北京市委的矛盾了。
有一件具體事例是，因爲當時已有深圳有關媒體搶先報導出鄧南巡的主要講話內容，江澤民等人曾勒令中央級報刊對鄧南巡的報導，要等候中宣部「統一報導口徑」的正式通知出臺，此前不準擅自行動。但此時陳希同已經通過鄧小平子女得到了鄧小平不滿意江澤民和李鵬的準確信息。於是，時任北京市長，本應聽命於李錫銘指揮的陳希同竟然越過李錫銘，要求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儘快對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精神作出反應」。
在陳希同的授意下，《北京日報》轉載深圳報紙上關於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內容比《人民日報》早了一天，被江澤民斥之爲「打亂了中央的統一部署」。自此，江澤民與北京市委，特別是與陳希同又結下了一層新的怨憤之情。
鄧小平首鋼行江、李不知情
此後，時任首鋼大老周冠五又與陳希同等人合謀安排鄧小乎巡視首鋼，得到鄧辦許可並安排好巡視時間後，陣希同和李錫銘都被通知前往接駕，到了首鋼現場，此兩人才知道中央政治局居然沒有一人到場。當時，鄧小平當着首鋼衆多幹部、工人的面發牢騷說:我最近說的話有人要聽有人不要聽，北京市已經動起來了，但中央一級還有人頂着不辦。並要求陳希同「給中央帶話」，讓陳希同轉告江澤民等人，「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
事後，中央辦公廳責問北京市委爲甚麼事先不向中央通報小平同志的行動計劃。陳希同自認爲已經有鄧小平做後臺，故非常硬氣地頂撞說:小平同志的行動安排應該是鄧小平辦公室通知中央主管部門，由我們來做不是越灌嗎？
中央辦公廳將此事彙報給江澤民後，又添油加醋地告了陳希同一狀，形容他態度如何惡劣。
老鄧點名讓陳希同進政治局
自此，江澤民與陳希同之間等於是舊恨未平又增新仇，無奈因爲鄧小平點名讓李錫銘在十四大上「退居二線」，由陳希同擔任北京市委書記並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江澤民自然不敢頂着不辦。但當時江澤民也小小報復了陳希同一下，即不同意將北京市列爲黨政負責人一人兼任的試點。
此前，中共高層曾討論安排一個直轄市或一兩個省搞黨、政第一把手由一人兼任的「組織機構改革」試點。曾經長期兼任天津市黨、政一把手的李瑞環積極推動此事，並建議安排北京市做試點。但江澤民藉口北京市太特殊，堅決反對李環瑞的動議。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好趕上海南黨、政第一把手矛盾日益尖銳，於是江澤民趁機將這一試點安排在海南省，由阮崇
武同時兼任黨、政第一把手。至今爲止，這一「試點」成功與否中共內部不再討論，自然也沒有安排在其他省、(直轄)市和自治區推廣實行。
治理流民北京市委得罪外省
九四年初，北京市有關部門向市委、市政府彙報了一組驚人的數字：九三年一年中，北京城內的流民人口超過二百五十萬，預計九四年將突破三百萬，已經接近北京市區人口的百分之四十。
北京市公共交通管理系統彙報的有關統計數字同樣聳人聽聞:在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的上、下班高峯時段內，每班公共汽車上的外地民工佔全部乘客的百分之四十，非高峯時段估百分之六十強。
另外，各地農民湧入北京從事的主要是城裏人壓根兒不願染指的「苦、髒、累、毒、危痙垣五大類的工作，但因爲進城流民越來越多，「僧多粥少」，自然導致找不到工作的流民男盜女娼，嚴重威脅北京的社會治安。
窮困省份聯合反對北京市
爲限制這種情況繼續惡性發展，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擬出相應規定，要求自規定實行之日起，凡進入北京市找工作的外地農工，前提條件一是必須事先已有單位僱用，二是僱人單位和受僱者必須向北京市政府各交納五千元僱工管理費和「進城費」。這一來，一些已經進人北京市的農民工本來已經聯繫好用工單位，但用工單位一聽市裏將徵收管理費，立刻被嚇破
了膽，只好對前來待命的農民們表示奉單位實在拿不出那 多數額的僱工管理費，所以要終止合同。同時，進城的外地農民自己更繳納不出大筆「進城費」。於是，膽小怕事的人只好打道回府，膽大些的則留在北京城裏伺機鬧事。
陳希同用動亂嚇唬江澤民
消息傅到外地後，首先是河南、河北等鄰近省份的領導人表現出強烈反彈。此前，這些省已經習慣於讓本省農業富餘勞動力流動到北京等大城市，一是直接緩解本地勞動力過剩之壓力，二是可以爲本省賺取「外匯：指外出民工從外地匯到家裏的勞動所得」。而如今北京市採取的措施，斷了「周逞」省份讓農村剩餘勞動力「自救」的生路，這些省的領導人立刻向中央訴苦，狀告北京市「剝削外地民工」，指責北京市以中央所在地自居，從來都是在國家財政分配上吃偏食。如今不但不幫助兄弟省、區排憂解難，竟然還要從外地進京民工身上雁過拔毛。
兄弟省份的告狀信寄交江澤民後，江澤民曾在一次政治局的會議上指示陳希同，要他和李其炎等北京市領導人多從「全國一盤棋」角度考慮問題，與兄弟省份儘量搞好關係。不料陳希同回辯道：如不採取經濟手段，流民進京數字會越來越大，不但嚴重影響北京的經濟秩序，更直接危及中央所在地的社會治安和政治形勢。我們這樣做的唯一出發點就是「北京不能亂」。
中央內部誰都明白，如今的江澤民忌諱「亂」字，如同阿Q忌諱「懶」字和「疤」字一樣，所以陳希同的理由一時令江澤民無話可說。
眼看江澤民也無法壓服北京市，河北省乾脆向北京市討價還價，要求北京市給專門進京的河北民工制定「優惠政策」，不然就要在遷安鐵礦上做文章。
首鋼剝削河北朱鎔基管不了
河北領導人說的遷安鐵礦，是首鋼公司生鐵生產的主要原料產地，但遷安地處河北境內，長年來河北人從這座鐵礦所得到的全部收益就是首鋼公司付給當地民工的微薄工資。照理，首鋼每年的鉅額利潤應該有一部份從遷安鐵礦中產生，但其上繳利潤河北省卻從來得不到一分半釐。
九四年初朱鎔基正武開始主持稅制改革後，一向聽話的河北省領導人一方面表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方面又提出遷安鐵礦上繳利潤的去向問題。
朱鎔基知道河北省惹不起，當然也不敢惹首鋼，遂親自出面協調此事。但周冠五藉口首鋼實行的是鄧小平高度評價的「承包制」，不但同河北省沒關係，同中央新出臺的稅制改革也不搭
北京市目中無人引起衆怒
接着，朱鎔基又要求北京市出面做周冠五的工作，但陳希同等人藉口礦產資源是「國有」而不是「省有」，所以河北省根本就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
到此爲止，北京市委等於是把中央「上海幫」的江、朱兩人全都得罪，再加上與其他兄弟省份的利益衝突，使得北京市委一時陷人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江澤民因爲明知撤換北京市委的主要領導人一是要取得各個主要元老的恩准；二是如此行事在國內外震動太大，不利於「政治安定」更不利於他江核心的形象。於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要趁反腐敗運動之機給陳希同和北京市委一點厲害看看。
李錫銘害人害己後悔莫及
而江澤民這一手之所以玩得較爲成功，一是因爲北京市的衆多幹部，特別是市委、市政府的祕書們確實不給陳希同爭氣，有太多的把柄落在江澤民手中，二是因爲李錫銘下臺後也一直在伺機報復陳希同，自然要給中央整治北京市委提供方便。不過，足以令李錫銘後悔莫及的是，事情鬧大後，把他自己也牽連了進去。因爲他手下的親信幹部同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等人在經濟問題上也有脫不開的關係。而李錫銘本人在這一系列經濟黑幕中是否也有染指，也已經成爲中共有關部門的關注目標。這一來，李錫銘借江澤民等「上海幫」之手報復陳希同的目的不能說沒有達到，但代價是差點把他自己的「革命晚節」也搭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