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又追问广告的事情了。
农卫东就觉得有些惶惑，嗫嗫嚅嚅说："因为采访就向人家拉广告，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都市场经济了，这很正常嘛！再说了，你在文章里多次提到他们的公司，客观上确实是起到了广告效应的。"主编说。
农卫东所在的杂志创刊刚刚半年，因为新杂志的前期投入很大，领导层就都急切地希望能使杂志尽快走向赢利。这样想原本无可厚非，但农卫东总觉得有些事情一做得过分就让人难以理解和忍受了。比如，主编就曾在全社大会上宣布，所有记者采写的人物报道稿件，都须与广告挂钩。这显然没有道理。作为一个记者，采写重大社会事件和新闻人物，是其义不容辞的天职。而在记者的采访活动中，一旦与金钱挂钩，其工作都会背离记者的职业要求，就会霉腐变质。最重要的还在于，一本杂志要发展要赢利，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给读者提供最新鲜最有吸引力的选题和文章，让每一期杂志的内容都具有不同凡响的冲击力，这才是杂志发展的第一要义。而急功近利、只图眼前，让记者花费比采访还要多的精力去拉广告，未免就有些舍本逐末了。
想法是有了，但他却不知道该不该跟主编说；毕竟，他只是杂志社招聘的新记者，人微言轻，说了，有人听吗？
1998年春，农卫东辞掉公职，带着记者梦从江苏来到北京。此前，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的他曾在连云港市工会干部管理学校当了五年老师。
到了北京，他应聘进入了这家创刊不久的杂志。虽然杂志社的基本工资只有300元，但却为他提供了一间宿舍；而且，他觉得只要自己勤奋地采访、写作，每个月完全可以挣到一笔不菲的稿费。
农卫东在那家杂志社做的第一个选题是中关村几个年轻的职业经理人闯荡商海的报道。在中关村的采访持续了近两个星期。主编看过稿子，说可以用；又说："你跟文章里写到的这几位经理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在我们这里上些广告。" 虽然心里对主编的吩咐极其地不以为然，但又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农卫东就准备采取拖的战术，希望稿子能及时见刊，而过一段时间主编也会忘掉广告的事。
但主编根本就没有忘记。于是，农卫东只好一个个给人家打电话。一圈电话打完，他得到的回答竟大同小异："对不起，我们公司最近资金发生困难，拿不出这笔广告费，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么说完，就都客客气气地放下了电话。
将情况报告给主编，主编的脸色很有些难看："稿子先放这里，以后再说吧！"
后来，从几个同事处，农卫东才知道，在他之前，主编曾因为同样的原因，压过许多篇稿子。主编还曾明确说过："现在的记者如果不会拉广告，就不是一个好记者；采写一篇人物稿，如果不能与广告挂钩，宁愿不采写。"那一刻，农卫东年轻的心凉凉的。
在他的意识里，记者一直都是与崇高、神圣联结在一起的职业。为什么抨击丑恶、追求正义、崇尚公理的记者职业，竟然会沦落到在采访活动中与金钱直接挂钩的档次呢？
1998年的盛夏，江苏一位锐意进取、依靠改革改变了一个穷县面貌的县委书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一次选题讨论会上，农卫东提出对这位县委书记的采访计划。大家都表示赞同。"这个人物是否也要与广告挂钩？"农卫东问主编。主编摇摇头："这是个新闻人物，有卖点，你先采访去吧！"
从江苏回来，农卫东很快就写出了一篇自我感觉很不错的人物大特写。主编看后，点点头："不错！"停了停，又说："小农呀，能不能够给这位书记打个电话，请他在我们杂志上打几个广告？现在他们县里经济上去了，乡镇企业效益那么好，他这个书记只要开个口，哪家企业都得争着抢着出钱。"
农卫东愣了半天。看着主编半笑不笑的脸，有一种冲动，想冲着那张脸猛击一拳。
可为了能上稿，他还是硬着头皮拨通了那位县委书记的电话。吞吞吐吐地说了意图，县委书记的口气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你们究竟是生意人还是记者？怎么搞新闻采访也跟做买卖一样？"说完，县委书记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傻傻地站了半天，一股悲哀的气息弥漫全身。
第二天，农卫东离开了那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