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著；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著。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敬爱的日理万机的领导该不该听他唠叨？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予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克写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予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著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