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法輪功是錯的，無論在法理上，還是政治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可以斷定，當今掌權的小圈子，沒有起碼的政治水平、道德勇氣和制度工具來糾正這個錯誤。他們只能自欺欺人地繼續告訴自己、告訴世人，法輪功在殘害生命，而他們倒是大慈大悲在拯救蒼生。他們利用一切輿論工具，使用戈培爾的手段，一遍一遍地抹黑法輪功，指望法輪功信衆最終煙消雲散。在做不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調動專制和恐怖的國家鎮壓機器，扼殺一切不同的聲音，不讓「法輪功」這三個字出現在任何地方，指望將來的人們忘記鎮壓法輪功這一冤案，根本就不了解政府曾經非法違憲殘害底層民衆的犯罪行徑。兩年來中國政府調動一切手段非法虐待法輪功信衆，是跨世紀的最大的冤案。中國的政治制度，註定了今日領導人不可能來糾正這個冤案，他們沒有這個智慧和道德水平，也沒有這個機會。
法輪功一案，將留給未來的中國領導人，留給未來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不論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如何，不論中國在未來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不論WTO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不論奧運會將帶來多少成功，法輪功是中國社會未來道路上的一個門檻。這個門檻是繞不過去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不論你膽敢殺多少人，囚禁多少人，開多少批判會，逼人做多少坦白檢討，製造多少人間苦難家庭悲劇，不論你有多少權力，你想讓屬於大衆信仰領域的法輪功徹底銷聲匿跡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今天的決策者還是未來的領導人，不論你動用什麼手段來抹去「法輪功」這三個字，要全世界忘記法輪功遭遇鎮壓這一冤案，也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總有一天必須正面面對法輪功。
如果未來中國政治要走向開明進步，未來中國社會要跟上人類文明，怎樣對待法輪功信衆，就是未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必須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在我們面前等着我們。我們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而往前走。因爲，鎮壓法輪功這一大規模政治運動，觸及了中國社會的兩大病根。
一、制度層面的病根無法迴避
1999年7月開始的鎮壓法輪功，從上層小圈子的祕密決策突然發難，層層發動，人人過關，全面開動電視廣播報紙等宣傳機器，到10月人大「補法」欲蓋彌彰，開動公安法庭監獄等鎮壓機器，以國家的名義從事綁架訛詐，慫容地方政府機關不良分子光天化日之下非法抓人關人打人甚至殺人，從單位領導封堵法輪功的責任制，到老式的連坐聯保懲罰，甚至動員組織一些小流氓在因特網上專事漫罵抹黑法輪功信衆，這一切，顯示了中國政治制度層面的陳舊、腐朽和落後。
中國政治制度層面的病根是，權力缺乏結構。中國的國家權力分配，缺乏合理性和清晰性，在最關鍵的關節點上，到了最關鍵的時刻，權力的分配和運作是黑箱式的，不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大法」《憲法》沒有關係，也不受任何成文法律和文件的制約。有一隻背後的手來掌控我們這個國家的龐然國家機器。這隻手的權威性是從上到下的。有時候，這隻手似乎無形無蹤，國家照着規章制度在運作，但是當這隻手從上面伸下來的時候，它不受任何質疑，不受任何制約，它只要求層層服從。這種暴力性的權力在中國政治制度中的存在，表明這種權力來源於「槍桿子裏面出合法性」的舊時代。這種權力分配和運作方式，和任何現代憲政或共和國體制都無法配合一致。
由於這樣的暴力性權力的掌控，中國政治制度層面上，存在着人們已經習以爲常的種種荒謬絕倫的事情。中國的《憲法》從來也沒有人認真對待，所以共和國的主席舉着憲法也避免不了冤死的命運，所以1999年7月一黨之中央就可以發動一國之國力來鎮壓底層無辜民衆，幹了三個月才讓「最高權力機關」人大補一個「法」。如此大事，沒有人能說一個「不」字，因爲這個大國的所有電視廣播報刊甚至因特網，都必須聽命於某黨的一個部門，聽命於在憲法和法律上都沒有註明的一位黨的幹部。在這樣的制度下，公檢法這三家堂而皇之地接受某黨一個委員會的領導，聽命於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上都不存在的一位黨幹。在這樣的制度下，憲法規定的人民結社自由，蛻變成「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不嫌肉麻的民主黨派制度，在這些黨派裏，權力最大的是執政黨派出的祕密黨員。在這樣的制度下，法律的至高無上，法庭的獨立中立，演變成專制權力的言聽計從的傭人。
這種從上到下運作的，缺乏制約的權力，必然是蠻橫的、傲慢的、愚鈍的，它會作出錯到荒唐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決策，而且永遠不會學得聰明起來，錯了還會錯。它永遠學不會和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或民主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淪爲在世界上以不可理喻出名的笑柄。
就是這樣的不受制約、缺乏清晰合理的結構的權力制度，幾乎是必然地犯下了鎮壓法輪功的錯誤。未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法輪功的處理，必然要觸及到制度的層面。如果死不認錯，拖一天算一天，或者象以往一樣，來個「落實政策」，糊塗過關，不觸及制度層面的病根，那麼，中國的政治制度就還是陳舊、腐朽和落後的，這樣的冤案就還會發生，中國就還在中世紀的黑暗隧道里行走，就還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落後的大國。
如果當我們重新面對法輪功冤案，重新檢討這場非法違憲的政治運動的時候，落實到制度層面的病根，開始學會尊重憲法，改革政治制度，建設現代文明的憲政體制，建設起有內部合理制衡結構的權力體系，建設「以法治國」的制度，做到司法獨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置自己以法律之上。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起受法律制約的決策程序。只有這樣，才能夠避免重蹈前50年的錯誤。
所以，當未來中國的道路上，重新面對法輪功冤案而繞不過去的時候，就是這個國家政治進步面臨分水嶺的時候。
二、社會道德層面的缺失無可迴避
兩年來對法輪功的鎮壓，又一次暴露出中國社會缺乏道德凝聚力的事實。人們的頭上沒有道德準則，面對事實就沒有判斷是非的勇氣，就沒有冒着風險說出是非的力量，這個社會就沒有正義。人們面對明明白白的社會不公，要麼扭過頭去佯裝不知，要麼僞裝中允指責受害者，要麼乘機落井下石爲虎作倀。
當今中國社會，弊病叢生，危機四伏。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長時段尺度來看，中國這塊土地上，文明的最大危機是全民道德層面的缺失。這種缺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就是，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然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人信仰的。一切真的東西都閃着假的熒光，一切假的東西都塗着真的僞裝。一切勸善的言辭都可能是要人作惡，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已經悄悄地或者公開地被棄置如弊履了。
這種道德缺失，從根子上追究，源自於近百年中國人對民族危機的應因。從上世紀初對傳統的批判，新文化的啓蒙和興起，災難性地轉向確立以階級鬥爭爲理論基礎的某黨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上世紀後五十年裏，整整兩代人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中成長起來的。這是一種完全破壞了傳統倫理的，全新的閃着誘人的理想之光的道德體系。中國人就在那個時候完成了中國式的「上帝死了，上帝萬歲！」的過程。 文革就是在這樣的時候發生的。
然而，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這一以階級學說和階級鬥爭爲核心的道德體系，連同着作爲其基礎和支撐框架的政治體系、經濟體系，打着世界上最漂亮的旗號，幹下了世界上最殘酷、最卑鄙、最愚蠢的事情，死了不知多少人，害了不知多少家庭，留下了不知多少人間苦難。它毀了兩代人，也毀了這個國家，終於被人們拋棄了。它的破滅是自作自受的必然結果。當它的理想之光褪去的時候，它的荒唐也成了歷史之最。
然而，在它之前的舊的道德體系，已經被徹底粉碎，事實上沒有再造的能力。中國人已經不可能重新拾起孔孟之道、重新讓儒佛道的信仰風行。
就這樣，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經歷了「上帝死了，上帝萬歲，上帝又死了！」的過程。民衆的道德心，從兩個方向，遭到了雙重的摧毀。西方人在文藝復興和啓蒙時代，當他們的上帝死了的時候，他們立即找到了新的上帝。在最暴風雨的時代，他們也是有信仰的，他們的道德心依附於他們的信仰。而當今的中國人，內心只有一片廢墟。信什麼呢？沒有什麼可信的。孔孟早就死了，共產主義也已經死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切正經的東西都已經死了。道德廢墟上的斷磚殘瓦，再也建不起信仰的大廈。
一個民族什麼也不信，社會哪裏去找道德良心？沒有了在生活中明是非的能力，沒有了尋找真理的勇氣，沒有社會公正，上層的腐敗氾濫，底層的市儈流行，上下弊病叢生，幾乎是必然的。而執掌權勢的人，手中有強大宣傳工具的人，不斷提出種種通俗到庸俗地步的道德指導，「五講四美三熱愛」，兩個文明一手抓，到最近的三三體系，卻毫無收效，也是必然的。
就是在這種道德淪喪的時候，幾百萬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的法輪功信衆遭到了不公正的鎮壓。這兩年裏，中國社會道德的缺失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集中到一點就是，人們面對整個社會充斥的不公正，面對自己生活處境裏的不公正，沒有勇氣正面對待，沒有勇氣對自己誠實，沒有膽量以個人的名義對社會的不公說一聲「不」。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竟聽憑底層的法輪功信衆在如狼似虎的公安的驅趕、關押和拷打下獨自擔當自己的信仰。
未來中華文明道德缺失的彌補，人心道德的火中涅盤，只能依賴人類內心深處天生的自然的趨善避惡的能力。只有最原始的天生善惡心能夠救中國人的心，這是中國人唯一真正靠得住的永遠不會死的道德資源。看到這一點，就能夠理解，爲什麼最近十幾年的民間信仰能夠行其道，競讓領袖的三三理論愧嘆不如。
幾百萬法輪功信衆遭鎮壓，無論是從法理層面，還是從情理層面，都是不公正的。不管政府把李洪志抹成怎樣的妖魔鬼怪，說得多麼的不堪，不管政府對法輪功的宣傳中有多少事實，底層法輪功信衆斷不該被抓、被關、被打甚至被打死，信仰法輪功斷不該是一種罪惡，斷不能要信徒公開檢討懺悔，遭受精神迫害。幾百萬信衆所遭到的迫害，是一個有正義的社會、有良心的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只要我們中國人還容忍這樣的社會不公正，我們這個民族就談不上道德重生，一個道德淪喪的民族就不會有光明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