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說，治理一個貧窮的大國並溫飽這麼多的民衆所面臨的挑戰不應被低估，但儘管江澤民與其它開發中獨裁領導人公開表達不施行民主政治的理由，但是糧食與自由之間，或民主與社會秩序之間並沒有根本的衝突。大陸可以自豪擺脫內戰時飢餓的年代，及早期共產黨統治，都是二十年前鄧小平開始的市場改革所創造的。

但是大陸人民不需要被強迫以避免未來的饑荒或社會動盪爲由，接受另一個世代的極權統治。相反地，政府的可信度提高可以促進社會繁榮，並建構適當的社會安全網。中國五千年曆史文化在臺灣一直保持民主秩序，大陸同樣也辦得到。

社論進一步指出，江澤民與其它大陸領導人對於社會秩序不安的威脅十分在意，近幾年來零星甚至暴力的示威，加上鄉村對於賦稅過重及官員貪污而引發的抗議活動，已撼動大陸不少地區。擔心抗議行動可能加劇，共產黨準備遴選一位新世代領導人成爲北京的頭號課題，這些憂慮說明了爲什麼江澤民要大舉鎮壓法輪功和民主異議人士。

社論最後說，中國下一代領導人可能更習慣於經濟自由，而他們對二十世紀中期的混亂痛感比江澤民少。也許他們能更好地認識到，政治自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天然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