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丁、蔣二位老師及他們的女兒一家三口吃了簡單的晚飯。之後的聊天，氣氛一下就沉重起來。儘管在座的每個人都想找一個輕鬆點兒的話題，但是，在我們共同的記憶裏和當下的處境中，實在找不出什麼可以使人開懷大笑或幽默一下的話題。丁老師反覆叮囑我的，是要我以後一定好好待劉霞，我知道這才是對我的真正關心，是人對人的關心。

丁老師這些年的經歷，就是在與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相互扶持中度過的，那些無辜的亡靈帶給這些遺屬的，不僅是失去親人的悲痛，更是殘暴的極權制度的迫害和毫無心肝的社會的冷漠、遺忘。她對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反叛者的親人們所要承受的巨大創痛深有體驗。

告別時，丁、蔣二位老師把他們歷盡磨難編成的《見證屠殺尋找正義》送給我倆（其中有155名「六四」死傷者名單和一些遺屬的證詞），並再一次叮囑我好好待劉霞。

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一直默默無語。快到家門口時，看見通往我家的那條路已經戒嚴，禁止車輛通行。警察們緊繃着的臉和指揮過往車輛的蠻橫手勢，才讓我恍然大悟：「哦，原來今晚要在新建的中華世紀壇上演又一出勞民傷財的祭壇鬧劇，而這條路恰好直通那裏，只有不到二公里的路程。」

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結束，不是1999年12月31日，而是10月1日即中共執政五十週年大慶。在腐敗生性、民怨沸騰、失業大軍浩浩蕩蕩的國情下，耗費上千億元大搞勞民傷財的慶典，其道義何在？這五十年裏，中國人經歷了多少難以想象的苦難，但是又有哪一個執政者對人民說過聲「對不起」。五十年大慶，除了公開撒謊和自吹自擂之外，就是虛假繁榮的排場中惴惴不安的個人崇拜。中國，這個經歷過舉世罕見的苦難和荒誕的民族，到今天還沒有一點點省悟和後悔，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世人炫耀泡沫般的繁榮和奴性的虛榮。我們還有救嗎？

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那一刻，執政者們執意要學中國的歷代帝王們，進行一次祭壇的表演。北京爲幾朝古都，遺物遍地皆是，特別容易使人產生帝制時代的聯想。這裏早已有了皇帝們主持祭天地的天壇、地壇，今天，爲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又修了一個「中華世紀壇」，又一個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總書記兼主席工程，爲了滿足當權者的虛榮，還沒有完工就匆匆啓用（近半年過去了，世紀壇仍然在進行全封閉的施工），連出租汽車司機都看出了這是一種帝制時代顯示皇權至上的儀式。

對於這樣一個無恥到骨髓裏的民族，無論流過多少血，記憶仍然一片蒼白。用「遺忘症」、「褻瀆痞」、「無靈魂」等詞彙來描述，我以爲都是一種抬舉和浪費，都是對無辜亡靈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詞彙庫，實在找不到恰當的詞，我也只能在無奈之際，用魯迅所諷刺過的「國罵」，大喊一聲「混蛋」！

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溼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二位老師，由衷地感謝你們，使我和妻子以一種非同尋常得方式，度過了這個人人都在附庸風雅的2000年之夜。與離我家不遠處正在舉行的盛大而華麗的儀式相比，今晚和亡靈們在一起，我們的內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實。我和妻子都感到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千年之夜。現在，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些紀念「六四」的文字時，耳邊仍然能夠聽到亡靈們無聲的呼喚。

整整十一年了，那些劊子手和我們這些倖存者，究竟爲那些無辜的冤魂做了什麼？！就在前幾個月，中共當局採取卑劣的手段，先是在上海扣住了陸文禾，堵截了海外給「六四」難屬的人道主義捐款；繼而又在北京圍追堵截，阻止兩位白髮母親的見面---一位母親的十七歲的兒子在「六四」時死於戒嚴的槍口下，她爲了討回正義，在中共警察的傳喚、監視、跟蹤、軟禁等威逼之下，十年如一日地奔波於墳墓之間，以一個母親的堅韌的愛、一個知識分子的不屈良知，揭露着謊言，拷問着冷血的社會，安慰着地下的亡靈和地上的遺屬，使起初分散的心懷恐懼的遺屬們，逐漸凝聚成一個不斷向極權高壓挑戰的堅強羣體；另一位母親帶着兒子越過大洋，來爲安葬在異國的丈夫掃墓，並想與丁子霖夫人見一面，表達她對大屠殺的抗議、對遺屬們的人道關懷和對丁子霖夫人的敬意。

她的丈夫曾經在中共最困難的時期，用一個美國記者的筆，給了割據於陝北的延安政權以巨大的道義支持。但是，斯諾夫人決不會想到中共是怎樣一個犬儒化的政黨，昨天還在甜言蜜語，讚美斯諾爲中國革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是中共忠實的老朋友，斯諾夫人來掃墓由周恩來親自陪同；今天就撕破臉皮、怒目相視，竊聽電話並出動大量的警察圍追堵截，全不講信譽、道義、友誼。即便兩位母親提出的要求已經很剋制，甚至只是不交談的對望，爲此斯諾夫人還親筆給朱鎔基總理寫了信。但是，回答兩位白髮老人的，仍然是大批警察的封鎖和隔絕。

政府如此，民衆呢？絕大多數民衆早已在強權的高壓和「小康」的收買之下沉默了、麻木了，他們沉浸於餘秋雨式的矯情的文化苦旅和《雍正王朝》的歌功頌德之中，把對現實的逃避變成對傳統的哀怨，把失落的文明作爲文化避孕套和文化口紅（朱大可語），以獲得一種緊跟時尚的安全和附庸風雅的憂患。被稱爲「好奇、好動、好酷」的新新人類，說着一口地道的港臺普通話，讀着充滿赤裸裸的性、犯罪、毒品和各種名牌的《上海寶貝》和《糖》，那是一種在西方早已過時了的準紐約或準巴黎的準頹廢情調，其中沒有任何「中國特色」。與王朔式的「痞子」、劉索拉的準嬉皮相比，新新人類少的是對極權意識形態的反抗和褻瀆，多的是對及時行樂的陶醉、幾近變態的自戀自憐、故作放縱沉淪的愛誰誰，這種做出來的小情小調的純個人痛苦，的確配得上「小康」時代那種下流而猥瑣的醉生夢死。而面對極權制度的嚴酷現實，他們又極爲圓滑世故，昨天還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前憤怒地聲討，今天又去排着長隊，申請辦理去美國留學的簽證。

這一代正值夢幻的年齡，卻透出驚人的老奸巨滑，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對什麼人舉起利刃或獻上玫瑰。他們還沒有天真過就已經成熟，還沒有追求過就已經放棄。如果說，我們的父輩和我們是被中共的階級鬥爭和苦行僧主義洗了腦，使我們失去了對一切美好人性的記憶和憧憬；那麼，新新人類就是被中共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洗了腦的一代，他們對中國人經歷過的苦難沒有任何記憶。前蘇聯七十年的極權統治還爲人類留下了一個名詞「古拉格」；我們呢？一片可怕的空白：只有僞劣的高樓大廈，沒有鮮花常開的墳墓。

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靈魂深處望一眼，那裏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我們已經靠刺刀下的謊言、無恥、自私、懦弱生活了太長的時間，以至於我們已經完全失去了記憶和時間，麻木地活着，無窮無盡，從零開始到零結束，我們有什麼資格自稱是偉大的民族？連渺小都不配。我們還有什麼？這塊土地連沙漠都不是。沙漠還有廣漠和荒涼，我們有嗎？我也是在吃人血饅頭，我至多是這個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點綴和裝飾，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遊戲何時能有個結局，更不知道我究竟爲亡靈做過些什麼，可以讓自己想起來問心無愧。

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來贖罪，來成就我個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但這又爲我的親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創痛。其實，坐牢之於我、之於極權制度中的反抗者，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要在非人的制度下活得有尊嚴、是個人，除了反抗就再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了。既然選擇了反抗，坐牢就是這種選擇的一部分，是極權制度的叛逆者的職業必然，就象農民一定要下地、學生一定要讀書一樣。既然知道前面是一堵撞不破的牆，我還要用力去撞，那麼頭破血流就是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只能自己承受。誰讓你偏要飛蛾撲火，而不繞着走呢？

我入獄三年，妻子往返於北京砟j連之間三十八次，其中還有十八次不能與我見面，只是留下送給我的東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圍的孤獨之中、在連一點點隱私都無法保留的被跟蹤和被監視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掙扎着，彷彿一夜之間就白髮早生。我坐極權制度的有形監牢，親人們坐我爲他們建造的無形的心牢。

這是一切極權制度所特有的不見血刃的殘酷，而在中國尤爲慘烈。從五十年代的土改、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肅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社教、文革、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鎮壓民主黨及所有持不同政見者、打擊法輪功及一切民間組織，五十年來，偌大的中國，十幾億人口，幾乎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一個異己分子就要株連一羣無辜，一個人因持不同政見而坐牢，其親人朋友都要受到警察的違法騷擾。

如果不是極權制度下的過於血腥的政治，一個從政的人根本用不着讓別人、特別是親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

「六四」的忌日又要到了，我和妻子會永遠心懷感激地終身銘記2000年的千年之夜。本來，那個日子對我們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它只是無數個夜晚中的一個，但是它卻因對死亡的記憶而具有了墳墓般的沉痛。活人真應該閉嘴，讓墳墓說話，讓亡靈教給活人什麼才是活着、什麼才是死去，什麼才是雖死猶生。

2000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