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基督教走向衰败，哲学成为人们探索真理的重要领域，辩证法也有所发展。但是脱离神留下来的教诲，殚精竭虑的哲学思考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繁杂无比的学术推理和臆想，辩证法成为形式逻辑和只言片语的真知灼见的混杂，却与真正的智慧相距甚远。毕竟，人类的理性是十分有限的。
古老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辩证观念，例如中医讲究辩证施治，具体病症具体分析。然而，今天大陆中国人所认同的辩证法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与古老中国的智慧并没有多大关系。
由于传统文化的丧失，人的心胸和智慧变得狭窄和肤浅。相应地，辩证法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异：
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是，在中共长期的军事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对立和斗争一面越来越被强调和夸大，和谐、统一的一面却受到忽视，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于是，辩证法事实上成为一种斗争哲学；
第二、在中共对政治运动和社会矛盾的操控中，辩证法俨然成为权术的代名词。中共领导人讲什么“引蛇出洞”、“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以及其它计谋和策略，阴险狡诈、心狠手毒的霉暗心理贯穿在辩证法的应用中，辩证法成为祸国殃民之术；
第三、在日常的国家管理和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自我保护左右逢源、委曲求全，辩证法成为大小官僚圆滑处事、文过饰非、愚弄民众、歪曲事实的思维技巧，成为普通百姓逃避矛盾和道义责任、进行诡辩和自我安慰的惯用伎俩，而大陆中国人的善良和真诚却逐渐消声匿迹。
儒家的中庸观念与辩证法有一些连带关系，但大陆中国人往往把中庸曲解为不分是非地调和矛盾。实际上，儒家讲了中庸，也讲见义勇为，正直的人们理应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由于善恶标准的丧失，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随意使用各种招术并极尽圆滑之能事，辩证法蜕变为一种脱离了道德约束的技巧，却被一些人奉为了不起的智慧。
实际上，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真正的智慧，并为善良的人们所掌握和运用。古人讲“大智若愚”，真正智慧的人并不过份关注表面的“聪明”和什么手段、技巧，智慧是一个高尚的心灵对人生乃至世界本质规律的深刻体察。我认为，“善恶有报”、“有所失必有所得”、“相生相克”、“物极必反”等才是名副其实的辩证法。
中共的政治实践对辩证法的败坏起了很大的作用，依靠权谋进行统治的王朝哪个能够长久？在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江泽民如何讲究“斗争策略”、“周密部署”和“舆论引导”，无论它怎么照搬照抄中共以往祸国殃民的经验，都是在干着丧尽天良的坏事。在宇宙法理的制约下，江泽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拼命地自掘坟墓。
心智闭塞的恶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背离良知的“聪明”是人最大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