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镕基39次提到“市场”
费加罗报中国问题专家奥泰（Francois Hauter）在题为《朱镕基炸毁计划经济》的评论文章中说，朱熔在其长达2个小时的报告中，共有39处提到“市场”这个字眼。在某些保守官员听来可能会觉得刺耳，但朱镕基的报告赢得了三千人大代表的热烈掌声。人们或许可以认为，2001年3月5日这天，中国终于无可逆转地告别了统制经济社会主义（socialisme dirigiste）。
* 三年改革的“制度化”
费加罗报同时还评论说，朱镕基不仅在中国彻底结束了早已过时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的最后影响，而且确定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战略，确定了建立在法律规范化基础上的国家干预新框架，初步勾勒了一个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现代国家模式。可以预料，这种为因应“国际接轨”而实行的规范化技术管理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共“党治”机器带来冲击。
在中国这样一个仍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里，就社会演进的某种实际作用而言，经济政策本身恐怕更具有改良主义的现实性。体制内部哪一位真正的改革家站出来，用口号式的纲领触动政治体制的一根神经，他立刻就会“靠边站”，从此失去他个人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民主的最低前提要求规范化。费加罗报中国问题专家奥泰并未“探讨”朱镕基报告里有多少政治改革的“话语份量”，却对这份“充满新意的报告”作出深刻分析并就其主导方面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奥泰认为，朱镕基报告最重要之点就是把他出任总理以来推行了三年的改革加以“制度化”，使之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保证中国改革的延续性。而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奥泰认为，朱镕基这位给人以“清官大人”印象的“经济沙皇”（tsar economique）平静地埋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僚逻辑，即统制经济论的社会主义。
* “千日改革”乃是某种“休克疗法”
朱镕基出任总理三年，又称“千日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按中国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的说法，在这三年内，中国国企改革和脱困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香港和海外部分媒体则对这一说法有所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并未成功，更多的是留下一个烂摊子和成千上万人下岗。
事实上，朱镕基“千日改革”乃是某种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属于中国庞大国企领域经济转型阵痛期难以回避的一个艰难环节。费加罗报分析文章指出，“千日改革”的结果是数万国企关门停业（相当于倒闭），18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或被解雇，只得到企业或社会微不足道的救济。这种结构改革带来的失业压力，甚至在1999年夏天因社会风潮涌动而差点迫使朱镕基下台。
“千日改革”的结果虽然有争议，但这个开端毕竟触及了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的根基。费加罗报回顾说，朱镕基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中央政权“消肿”，高级官僚人数从34000人精简16000人，有利于政府职能提高效率，明确职权，减少国家计划对市场的干预。在国企推行“债转股”之后，现在又把人事改革引入到企业部门，让企业领导人试行年薪制和期权制。可以预期，国企改革未来几年仍会发生变化，但不排除失业继续加剧。朱镕基本人也承认，国企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社会承受能力。受社会平衡、左派平等意识以及政治风险（包括高层权力内争）等制约，朱镕基在这次人大会议报告里不得不提出建立一个普遍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提出的多项大型工程，除了经济发展目标之外，也包含开创就业以缓解失业压力的意图。
* 以“廉政”取信于民
费加罗报文章分析说，朱镕基在政治抱负上有“雅各宾党人”（激进民主主义）气质，因此很难说他顾忌社会稳定问题是一种退缩。恰恰相反，第十五个“五年计划”紧迫地把共产党建国以来一向不重视的农村经济提上日程，也是朱镕基向各省扩大改革和施加个人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途径，因为各省一些官员和广大内地农村地区的“党支部书记”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几乎已经变成了地方上的“专制君主”。那些地方不仅农业收成停滞甚至降低，无法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贫困地区已经显示出农民暴动的迹象。
与此同时，继续打击腐败仍将是朱镕基在任期间的主要政策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估计，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资金流失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PNB）的8％。从国企目前仍占中国经济活动37％（世界银行统计数字）来看，国家官员贪污的比例相当大。自1998年以来，因腐败而受到判刑和惩处的官员每年增加12％。据统计，至今受到司法查处的共产党干部已达到42000人，国企领导人15000人。费加罗报指出，朱镕基这次特别强调国家计划招标要有严格和透明的程序，表明欲以“廉政”取信于民的朱镕基仍会采取雅各宾式的强硬手段惩诫党内的腐败者。
费加罗报文章最后认为，从3月5日这天起，朱镕基不再代表一个穷途末路的政权，到2003年他任职届满之时，将是个75岁的人了。不管到那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中国的“雅各宾党人”都会在他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他个人的深深的印记。
另有评论报导，朱镕基非常清楚，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并行甚至超前，但他的「十五」报告中没有谈到政治改革的问题。因为，他心目中所高度赞赏的政治改革，是江泽民及中共现行官僚体制所无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