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在《天安门文件》发表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声称有关人员是“编造材料、歪曲事实”。3月6日，外交部长唐家璇走得更远，声称这本书是“某些出于邪恶政治目的的某些人故意编造”。然后使用陈词滥调，唐家璇说1989年事件是“政治风波”，中国人民很久之前就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
这些都是为了让公众听的。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政府却是另外一种反应。有人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买了70本书；有人指示国家安全部购买50本。江泽民在两次会见日本访问者时讨论这本书。如果那些材料真的是编造的，他们会挑出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没有人那么做。
相反，国家主席江泽民、罗干等人由于文件泄漏可能受损失最大，显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制订新的条例，惩罚那些对外国人泄漏国家机密人员。新的条例包括，如果情节严重，处以死刑加上没收财产。
政府也许希望，关于文件的政治流言将随著1月下旬的春节假日而消失，但事实相反。在家里和假日是中国自由讨论敏感问题的黄金时段。过了节日之后，问题愈加严重。
文章说，在2月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