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對此執法違法、惡性傷人的事件進行了跟蹤採訪和報道。衆所周知，在大陸，警察是經常故意尋找藉口亂抓人的，有時根本不用任何藉口。此次抓李綠松，不過是想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教訓教訓不願安分守己地做順民的好事多嘴的人。這個20歲的年輕農民，在看守所裏被用各種刑具打得遍體鱗傷，昏死過去。當他醒來後，發現自己被捆得緊緊的，他的周圍站着一些人，一個個面目猙獰。小夥子只認識其中一個叫楊旺元的副局長。李綠松從進了看守所後，除了被審訊和捱打之外，沒吃過東西，沒喝過水。他以爲有副局長在場，警察們總該收斂一點兒吧。於是他就向公安人員要飯吃、要水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個姓楊的副局長不但沒有給飯吃給水喝，反而惡狠狠地說：「尿也不給你喝。」小夥子急了，就罵這些喪失起碼人性和職業操守的警察「你們是狗官、貪官，操你們家娘！」他還唾了這些警察。姓楊的副局長居然又說：「老子讓你永遠不能唾和罵！」於是，警察們找來鉗子、刀子想撬開他的嘴，小夥子死不張口，他們就用電棍第六次把小夥子打昏。當小夥子再一次醒來時，滿口是血，嘴痛得無法忍受，想說話卻發不出聲，這才使他意識到，原來他的舌頭被割掉了半截，鼻子也捱了刀。

整整12天，李綠松一直戴着手銬和腳鐐，被捆在監號的門板上，雙手和雙腳浮腫，口腔潰爛，身上的傷疤也爛了，臭氣燻人。他不吃不喝，靠強行灌流食。12天后，警察們看小夥子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把奄奄一息的李綠松送進了嵐縣人民醫院搶救。經檢查，他的傷勢觸目驚心：舌頭被割去1.2─1.5釐米；鼻尖有S型傷痕；雙腳踝、腳後跟、手腕處都有大面積的傷疤和很厚的血痂；臀部和後腰也有多處傷疤。他入院後的狀態在醫院的入院病歷中記載有：「消化道出血，營養不良，褥瘡，不言不語，不吃，以鼻飼、輸液支持，……」不到半個月，他原來150斤的體重，只剩下50多斤，用骨瘦如柴來描述也決不過分。雖然李氏父子以公安局非法抓人、刑訊逼供、致人傷殘的理由，上告至縣檢察院，但是四個多月過去了，至今沒有任何就此立案的消息。這些公安人員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就在於這是一種制度性行爲，他們知道官官相護的規則，何況這是爲了咱政府的高大形象呢！往小裏說，這是維護縣政府的權威；往大處想，這是爲了中共政權的安全。有了這些崇高的目的，無論多麼殘忍，也不會得到公正的追究和制裁，反而會受到制度的保護甚至慫恿。要不然，何以解釋此類暴行的綿綿不絕。這種割掉人的舌頭的殘忍暴行，決不是某個職業道德低下或生性殘忍的政府人員的個人行爲，而是極權社會的統治者的集體行爲和制度行爲。爲了維護專制權力，再殘忍的暴行在極權者看來都是可行的。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目的崇高就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已經是在獨裁之下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的共同心理和行爲常態。1989年，鄧小平爲了中共政權的安全（穩定壓倒一切），不惜出動全副武裝的軍人屠殺和平請願的手無寸鐵的民衆。所以，那些割掉李綠松的舌頭的公安人員，非但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說不定日後還會被加官進爵呢。

這起爲了封人之口就殘忍地割掉人的舌頭的事件，發生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之後，不能不令人想起文革中，同樣是爲了封人之口，遼寧籍的張志新在處決前被割斷了喉嚨，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在被處決時，用竹籤子穿透她的雙脣和舌頭。最近，大陸對自由知識界進行口誅筆伐，對出版界嚴加整頓（措施包括禁止發行、關閉出版社、停業、撤職甚至逮捕），《光明日報》連續發表文革式的聲討文章，加之以開除公職、停止授課、中斷研究項目的政府資助等手段，無非是爲了打壓還敢於直言的人。

這也讓我想起了《人民公安報》上發表的那篇關於李綠松事件的報道。這篇出自《山西晚報》的一名記者的筆下，他曾於4月24日跟隨山西省公安廳的官員去醫院看過李綠松，他居然寫道：「記者看到李綠松的舌頭沒斷」、「如果李綠松戴上械具後安然不動，一般不會造成這樣大面積的傷害」……顯然，這位記者喪失了作爲一名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作爲一個人的起碼良知，甘願充當野蠻政府的馴服工具。

在古代的專制社會，維護政權的手段除了暴力之外，靠的是愚民和大衆的沉默。或者說，古代的專制還留給人們保持沉默的權利。而現代的極權統治則連沉默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它強迫人們表態；它對人的控制和追查深入到人的大腦的最隱祕之處，甚至連夢都不敢做錯；它或強迫或賄賂，讓人對自己的良知說謊。這是最殘忍的剝奪。

在言論自由已經成爲人類公認的基本權利和社會公正之標準的今天，在大陸中國，統治者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暴行做過任何反悔，沒有對那些因言論而受迫害者做過一次哪怕是裝點門面的道歉。

言論自由仍然是一種即使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也爭取不到的公民權利，大陸的警察仍然可以採取矇昧時代的野蠻手段──割掉舌頭──來扼殺人們說話的自由。從古至今，無論時代怎樣變，只要極權制度不變，所有的極權者爲了維護其絕對權力不受挑戰，他們就必然要控制言論，而控制的方法萬世一宗──先用小恩小惠收買社會的舌頭，收買不成，再用強權的暴力之刃割掉社會的舌頭。

2000年5月5日於北京家中
《前哨》2000年8月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