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7月到10月，三个月期间，没有合法的法律，不经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铺天盖地的镇压。这种做法，和过去50年一再发生，而后又一再被证明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毫无二致。连“决定”的决定者也看出了，这样的运动缺乏起码的合法性。他们想起来要走走法律程序了。而这个时候，唆使一部分民众迫害另一部分民众，这样的事已经整整干了三个月。10月30日，正在艰难地让自己的橡皮图章硬起来的全国人大，被迫作出了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世界上有些事情，必须真诚，才能认真，才做得象样子。立法就是这样的事情。出于伪装，为了唬人而立法，难免弄巧成拙。

在当代世界文明史上，再没有比1999年10月30日中国人大的“立法”更可耻、更可悲、更可怜的了，它使中国的人大，中国的宪法，和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的笑料！

且不说这一立法“奉命”而作的背景，且不说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整整三个月的轰轰烈烈的镇压运动，且不说这种镇压在先，立法在后，法律追溯以往行为的做法违背了立法的起码忌讳，就说人大这个“决定”本身，任意定义，语言模糊，根本就不具备成为法律的质量。

“邪教”这个概念，缺乏语义学上的定义，更不要说法律上的严格定义。在《词海》、《词源》和《新华词典》上都查不到“邪教”这个词。“邪教”这个词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由说话者根据自己个人的价值标准来评论的用词。人大在不对“邪教”作出法律定义的前提下就宣布取缔邪教组织，宣布邪教组织为非法。这样的“决定”，强冒法律之权威，实质上是一个指哪打哪，想取缔谁就指谁是“邪教”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一“决定”违反了宪法的规定，显然是违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些规定，针对的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而不是具备某种宗教或信仰特征的组织，或者参与这样的组织之个人。判断行为的罪与非罪，必须经过法庭的合法程序，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作出司法判断。这种司法判断的对象是行为。人大的“决定”却不顾已有的法律，用模糊的语言，有针对地把民众的某些宗教或信仰定为有罪，予以取缔。这种用立法来代替司法程序的做法，完全沦为迫害一部分民众的工具，是一种越权滥法的违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