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共一年，解讀的無非都是江澤民時代的中共。按慣例，文章結束的時候，總得給個結論；關於江澤民時代我能說什麼呢？我可以進行文學式描述：這是一個枯藤老樹昏鴉的時代，也是一個二月春風如剪的時代；這是個賣春的時代，也是個旺秋的時代；這個時代寒風刺骨，但你也可以說它春寒料峭；這個時代，血腥味和美酒香混雜，妃子笑和怨婦哭互聞；在這個時代，一些希望在沉沒，但另一些絕望在還魂；這個時代，醉意可能被跟蹤（劉曉波語），物慾卻已經被釋放；這是個大霧瀰漫的時代，霧散後，突然出現在你面前的如果不是萬丈懸崖，也有可能是繁花似錦……

　　如果用理性的語言來說，江澤民時代，是一個既在贖罪，又在犯罪的時代。產生於1989年的江澤民政權是一個有「原罪」的政權，它的原罪既有毛澤東時代的遺產，也有鄧小平時代的遺產。毛的遺產且不論，鄧的遺產當然是六四。如果說六四是當局的一樁罪，江政權就產生於這樁罪。沒有六四，就不會有江政權。因此，江必須替鄧也替他本人「贖罪」，否則，政權不穩。六四後，經濟政策進一步放寬，工資漲了，假日長了，有的玩了……但同時，江政權又絕不能認罪，認罪，就可能丟掉權力。因此，它必須犯新罪，掩舊罪：實行軍警統治，逮捕異見人士，迫害宗教信仰，帶頭結黨營私……

　　江澤民時代，也是一個既有殭屍還魂，也有新桃換舊符的時代。江澤民時代的明顯特徵之一是拖延舊時代的滅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覆活了毛澤東的陰魂，那就是「運動」和「造神」。搞「三講」是運動，樹「核心」是造神。但他也推動中國簽署人權公約，進入WTO，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接納「精英黨」思想，推動中國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轉變。殭屍還魂是爲了鞏固他在位時的政治權威，新桃換舊符是爲了樹立他退位後的思想領袖地位。所以，江澤民時代是一個陪葬的時代，是還魂不成，與殭屍同歸於盡的時代。

　　江澤民時代還是一個政治表演平庸但經濟表現傑出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表演是政治家個性的展現；經濟表現則是經濟體制運行的結果。也就是說，政治平庸應歸咎於個人，經濟業績要歸功於體制。江澤民時代，在經濟上是個坐享其成的時代，前10年的改革之花，開始結果；在政治上是個坐失良機的時代，鄧小平時代發動的政治改革機器，已經空轉了10多年。

　　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江時代是想出風頭，又自取其辱的時代。「暴發戶心態」是這個時代的典型政治心理特徵，在國內表現爲權力使用上的爲所欲爲；在國際上表現爲自不量力地與美國爭霸。結果是使館被炸；做了美國間諜飛機的旅館，對方又拒絕付足額房費。可圈可點的倒是江政權的惱羞不成怒，硬不起來時，軟得下去，避免了中美關係進入新冷戰時期。

　　一言以蔽之，江澤民時代是個守成的時代，不是進取的時代。守成時代的最大優點就是有豐富的遺產。江澤民政權的「原罪」，是它的債務，但卻是後江澤民時代的資產；就象華國鋒時代一樣，它的「原罪」（1976年天安門事件），成了鄧小平時代的資產。平反「四五」，奠定了鄧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未還魂的殭屍再次就木之後，留給後江時代的是一枚「新桃」：「三個代表理論」和「精英黨」思想，鋪向國際人權總站的軌道和加速中國市場國際化的WTO。在理論和國家意識形態上，中國從狹窄的社會主義河溝，將逐步回到寬闊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世界性潮流；在政治經濟上，中國將真正成爲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這樣的框架結構，容納得下後江時代的任何變革，而不用冒意識形態風險。

　　江澤民時代還是一個政治表演平庸但經濟表現傑出的時代。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表演是政治家個性的展現；經濟表現則是經濟體制運行的結果。

　　被延緩的政治改革給後江時代帶來的能量釋放效應，就象當年被延緩的經濟改革給後毛時代帶來的同樣效應。鄧小平是想使自己成就爲一代偉人，他不想讓自己止步於經濟改革，而將政治改革的美名讓給他人。所以，他在1980年就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只可惜，土壤未豐，秋風未爽，果子尚青。政治改革的果子，看起來不美，吃起來澀口。它在江澤民時代紅豔誘人，豐滿如處子，又可惜被視爲禁果。吃禁果的快感，留給了後江時代的繼承人。

　　江山如有待，誰是後來人？(2001年10月23日於美國麻省康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