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西风东移，这种圣诞彩灯的需求量更呈快速增长。然而，又有谁知道，在璀璨迷人的圣诞灯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斑斑血泪。

在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下，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原本稳吃皇粮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公安、劳改、劳教部门等——皆如猛虎下山、自行觅食，用无奇不有的种种手段，挖空心思找财源以充当警察和狱卒们的“奖金”。于是便闹出了警察指使妓女放倒钩，抓到嫖客警、妓分赃；或是警察抓到小偷时，如收获颇丰，警察便把赃款抄光，然后喝令小偷在外等候，自己悠悠然去上公厕大号，明着让小偷逃跑。但若小偷“不识大体”企图一走了之，或者尚未得手妙手空空，那就惨了，警察会饱以老拳，或拘他个10天、8天——谁叫你断了老子的财路！

至于狱卒，他们当然没有警察大爷那么神气。他们的财路只能从被关押的“死老虎”身上找。从前只是小打、小闹，譬如强令“两劳人员”高价购买伪劣商品——假烟臭鱼无所不有——，谁买得最多，“改造表现”最好。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两劳人员”便成了创造奴工产品的无偿劳动力。他们的血汗通过超时、超强的“劳动改造”，源源不断地流入“政府队长”的荷包，成了“创收”和“搞活”的血腥源泉。

笔者在3年劳改的最后1年，即1995年被押送到远离上海的江苏大丰劳改所2中队去“严加监管”。该劳改所所集中收押的，均是在上海犯案的一些所谓“外地劳教”。他们的处境当然比“上海劳教”更低劣。我所在的二中队，生产的即是各种手电筒所用的小灯泡。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圣诞彩灯。这些小灯泡的制作十分不易，大部份依赖手工；溶化玻璃的炉温极高，释放出的气体有毒，且操作时十分危险。这些“外地劳教”的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2小时；周日和节、假日加班，更是常事。有时看管我的劳教身边无人时会忍不住偷偷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在苦役中遭“队长”辱骂、毒打；因年纪大一些，手脚慢一些而完不成指标的，更会受到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惩罚：例如，在盐硷地上顶着烈日或冒着寒风跑步，跑到虚脱倒地；用自己的牙刷，刷干净厕所的每一寸地砖，以及用手拔光大操场中的乱草等等。有些劳教撩起衣袖给我看看那被烧沸的玻璃液体烫得伤痕斑驳的手臂；有的劳教在工作中致伤、致残也无法获释，照样要“改造”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在种种非人的折磨下，有的劳教好容易熬到回家，进门后喊的第一句话竟是：“报告队长！”……

劳动教养美其名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实质上劳教人员的处境甚至不如犯人。因此，在两劳人员中早就流传着“小官司比大官司难吃”的九字真言。而这种不须经过司法审判的“小官司”，已演变为悬在异议人士和法轮功成员头上的一把锋利无比的达摩克利斯剑！

两劳奴工产品出口被爆光，是在1991年。那一年的岁末，我去座落在高安路上的王若望寓所拜访。王老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吴宏达带了一个美国记者到劳改队去签订商业合同，并拿到了中共出口劳改奴工产品的相关样品和资料，证据确凿。中共将犯人无偿劳动的奴工产品大量出口牟取暴利的罪恶手段，首次赤裸裸地被披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世人的谴责。“Laogai”（劳改）这一新名词，也借此正式进入了英文辞典。

中共在受到这一当头棒喝后，立即表示今后将不再出口两劳产品。但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和人权监督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两劳产品出口的事实真相，很快地便被掩盖和封杀起来。3年后，当我被千里迢迢押送到大丰劳教农场时，那里的圣诞灯泡等照样还在加班、加点地制造，并源源不断地销往欧美各地。不过，出口单位的名称已从“新生灯泡厂”之类变为“ＸＸ外贸公司”罢了。

至于国际社会的监督和舆论的压力对于一个极权政府见效甚微的原因，一则是：长期关注和谴责其它国家的人权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对许多一出娘胎便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来讲，他们根本不知道专制、暴政为何物，不知道劳改、劳教为何事。更何况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挣扎与苦难干卿底事？二则是：商人为利益所驱，往往会舍弃道义和责任心。既然圣诞灯需求量这么大，进口这种商品能轻而易举地赚大钱，那又何必管他是不是两劳产品，乐得睁一眼、闭一眼罢了。三则是：专制集权国家的箝制力量十分可怕。它强大到可以上下统一口径，虚报一切数据。象吴宏达这种管窥之术，很快就会被中共动员一切力量封杀、堵死。下一次你可别再指望见到什么“一斑”了。因此，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依靠本国人民的觉醒与斗争。

圣诞节是一个救赎世人苦难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宗教节日。但设若圣诞老人知道自己所送出去的、充满爱心的礼物竟沾满了中国两劳人员的斑斑血泪史，他老人家还会露出如此明朗的笑容吗？

──转自《民主论坛》(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