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请问,您认为新世纪的中国最急需什么?我认为,中国最急需伦理道德的重建。

君不见,在眼下急功近利追逐金钱原始积累的中国,惊人庞大的人群出现了倒色征候:红的心变成了黑的,黑的眼变成了红的。这些丧失人性的「黑心病」和「红眼病」,害的中国毒米、毒油、毒茶、毒酒四处横流,假数字、假典型、假学历、假商标甚嚣尘上,黑恶势力、贪污腐败、买官鬻爵、钱权交易愈演愈烈……直至世纪交替之际达到了令人错愕的程度。

上个世纪初年,中国改良派祖师爷康有为游历欧亚美八年后,写出了《物质救国论》一书,强调近代环球已进入重物质竞争的「新世」,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为此,他呼吁,中国内在的「道德」应让位于外观的「物质」。那时由康有为亲自出面鼓吹物质文明,是冀望中国从传统保守的重「学」轻「术」中解放后发展图强。尽管那期间,也有邓实一类的人士提出类似今天精神文明的「文质文明」,但基本事实是,清末开始的社会功利化和物质化的倾向,断断续续贯穿了中国的二十世纪。毛泽东时代曾经对中国人的物欲与私欲采取极端压制,邓小平时代后,借著改革开放之风,中国人潜伏的恶欲也随之得以无序施放和膨胀泛滥。

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目前仍然处在剧烈的转型期中,对西方市场经济下具有的软硬两种规则均未掌握。西方的硬规则包括法律体系、系统管理、契约关系、竞争机制等,软规则包括社会规范、伦理道德、公民质素质等。中国在硬规则方面,这些年来著力做了不少事情,全国人大在不停地立法,政府部分在抓紧改善管理,商业契约和竞争在逐步向规范化迈进。但是,中国在软规则方面,这些年来却未见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和成效。

连中小学教师和家长都在抱怨,对学生道德教育的时效性也太差了,什么年代了,还在教授雷锋经历的新旧社会两重天,李大钊为中国革命献身,甘祖昌的劳动光荣观念。可是学生们对购物不排队、公众场合大声喧哗、无尊老爱幼意识、乱丢垃圾、想方设法逃税却习以为常,觉得无伤大雅。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在道德重建方面欠账太多,需要反省反思。

「中国人素质太低☆」这是流行于坊间的口头语。某些国人坑蒙拐骗已出了国门,在生意场上的不讲信义在外国人中也有了名。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遭遇的不仅是民心不古而是连最起码的伦理道德都沦丧时,又有何资本去侈谈物质救国。危言耸听一点的话,如此下去,那些到处充斥的毒货、假品难免不毁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管中国正赶上百年不遇的经济发展势头。

面对新世纪,在新儒学、传统文化热潮日浓之际,中国实有必要找回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同时补充进新的内容,以解决最急需的国民道德伦理培养,这种道德重建需要认真的务实,不同于曾经务虚多年的精神文明口号建设。做好了,获益的将不仅是精神,更辐射到经济。清华大学人文哲学系主任万俊人就指出,伦理是一种社会资源,也是一种「资本」,而且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哪位有影响的人物可在这个世纪初年,仿效当年的康有为,写本《道德救国论》
转自(万维读者论坛 )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