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1日中午，27歲的農村婦女蘇萍打工路經廣州火車站，轉車時被劫匪搶走內裝4,000元的行李。蘇呼救無望，坐在地上大哭起來。悲劇就從這時候發生。兩位巡警走過來，稱蘇是精神病患，將她帶走，後送到距廣州市區30多里處的增城市康寧醫院「收容治療」。被警方帶走期間，蘇身上另處8,000元也下落不明了。蘇萍被關進這家醫院的精神病盲流病區，慘遭一羣盲流輪姦。爲掩蓋罪責，警方銷燬了案發現場的重要物證，並將被指證的8、9個嫌疑人犯放走，還一口咬定「沒這回事」。

就這件事指責警方，已毫無意義。事實上，類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成都市正出動大批警力，不餘遺力地大抓「三無」人員。這是等級制度帶來的必然惡果。一個城裏人，尤其是一個有權勢、有文化的城裏人，很難想像一個普通農民進城時的迷茫、乃至恐懼。

中國擁有許多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戶口制就是其中之一。由於人爲地將國民劃分爲城裏人和農村人，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城鄉差別造成了城裏人和農村人之間的心理落差。而城裏人又在這種落差中找到了歧視鄉下人的根據。我們的主流社會事實上成了城市社會。從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最後到農村，構成了我們由中心社會到邊緣社會的梯級。而農民是這些梯級上的最艱難的跋涉者。農民的艱難數不清。農民進城打工，辛苦一年半載，到頭來一些無良老闆用一句「沒錢」打發，他們往往只有空手回家。有了一點生意也難，在城裏要交一份稅費，村裏那份稅費還是免不了。更有執法人員中的不良份子竟敢當着農民的面譭棄農民的合法證件，再以證件不齊爲理由把農民送往收容站！在蘇萍事件中，蘇擁有城市開具的所有證件。當兩名巡警來帶她時，她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處務工證、珠海市的暫住證。但兩個巡警看都不看，順手扔了。在城市人眼裏，這些證件並不能說明什麼。只要你是農民，他愛怎麼辦都可以。

漠視農民的權利與長期實行的城、鄉分割政策有關。打破這種分割已經是大勢所趨。但還有那麼一些部門、一些城市執迷不悟，保留、甚至增設農民進城的障礙。他們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但抵不過一個理由：農民有權利進城。這種權利是天賦之權，不可交易、不可投票決定、更不可由少數人或少數利益集團的一已私利而更改之。城市不單是城裏人的城市，是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國民的城市。城裏人的祖輩不是農民嗎？城市本來不是由農村集鎮發育而來、並藉助農民的力量不斷擴張的嗎？就因爲農民成了弱勢羣體，我們就有理由漠視他們嗎？20世紀初的袁世凱曾經爲自己禍害老百姓尋找理由時說：誰讓他們是老百姓！難道我們能信奉袁世凱的信條而重複「誰讓他們是農民」嗎？

我知道，在農民問題上，與其他許多涉及利益關係的問題一樣，道德勸說是蒼白無力的。將農民限制在鄉村，將「盲流」趕出城市，服從的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大政方針。困此，那些執法者在踐踏農民的權利時，不僅沒有罪惡感，甚至覺得在執行神聖的使命。將農民拒於城市之外，社會就穩定了嗎？農民進城不過幹些下苦力、打小工的活，怎麼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呢？真正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其實都是城裏人。我並不是說城市人才是天生的罪犯。我只想說：社會不穩定，並不是哪部份人造成的，而是制度使然。以穩定爲藉口拒絕農民進城，是極不人道的，也與追求穩定的初衷相悖。

米格代爾曾說過，農民之邁出現代的路程，往往是被逼無奈；現代化增加了農民的生產手段，擴大了農民的消費範圍，但同時也使農民的家庭財務開支擴大。農民想盡一切辦法改善自己的財務狀況，而進城打工是他們的辦法之一。我們的現代化把農民「逼」出了鄉村。若不給他們開通很好的進城渠道，這不是很危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