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會議過程的中共幹部透露，在會中所提出的西部大開發、世貿入會準備和幹部隊伍建設三大問題上，都出現了明顯的分歧看法。江澤民某日在一座海濱亭臺與中央和地方幹部舉行碰頭會時說：「黨必須想盡辦法，在二、三十年內啓動西部貧窮省、區的經濟。」
開發西部莫衷一是
當時他呼籲這些幹部，學習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發加州和其他西部各州的經驗。但無論是江澤民自己或是朱鎔基等政治局其他成員，都對擬訂這項艱鉅任務的藍圖，沒有十足的把握。
箇中的一項爭議在於，中央是否應以增加財政幫補爲主要手段，來重建西部地區？自黨內領導班子去年年底舉起西部開發的旗幟後，由貴州到青海各省、區的幹部，都要求中央擴大財政撥付和補貼。此外，對於西藏和新疆等「民族地區」提供財政補助，也被認爲是抑制藏獨和疆獨活動所不可或缺。
然而出席北戴河會議的一名國務院專家透露，許多幹部都認爲，增加補貼只會強化地方對中央的依賴心理。
這一名專家說：「有人指出，以往對西藏的補貼所能起到的開發作用很小，比如許多由北京撥付的資金，最後就被藏人捐獻給了喇嘛廟。」
朱鎔基左右的幕僚主張，應要求營運狀況較好而多半設在東部城市的國有企業前往西部投資，甚至將部分的業務向西搬遷。西部各省、區政府也提出，願讓上海和廣州等城市的國企免費兼併當地國企。
入會衝擊國企兼併
但據報出席北戴河會議的沿海省、區幹部表示，其境內的企業負責人對此興趣缺缺。他們舉例說明，東部國企在西部的經營如何因爲當地幹部嚴重腐敗等問題而蒙受大筆虧損。在此保留態度下，北京中央迄未訂定強制政策來要求東部國企向西發展。
有一些立場超前的經濟學家在北戴河會議的外圍討論中提出一種構想，即「把西部幾個城市轉變爲中國式的拉斯維加斯」。但一些比較保守的幹部則提醒這些學者，賭博和其他「頹廢」的商業活動，會與江澤民建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立場背道而馳。
朱鎔基在會議期間，曾主持一些和「入世」問題相關的碰頭會議，並聽取省、部級負責人報告，各該單位如何因應入世後的外來競爭衝擊。
據悉朱鎔基在這些討論中，提出了兩個主要作法。其一是國企應該加快兼併的步伐，以形成「世界級的企業集團」，來迎接跨國企業的挑戰。其二，中央和省、區當局應促進各經濟部門的內部競爭，包括電信等敏感行業在內，並遏制地方保護主義。
人才拔擢標準不一
對於近來在大陸發生的由彩電到汽車的價格大戰，朱鎔基大致表示支持。他指責包括四川在內的個別省、區，以隱藏式的補貼和抵制外省產品的政策，來爲境內經營效益低落的國企撐腰。
然而熟悉相關論證的消息人士也指出，有些與會幹部私下表示，中共在「入世」之後，應暫緩讓跨國企業入境數年，以使國企得有餘裕來壯大力量。這些幹部宣稱，過早遭遇激烈競爭會降低國企獲利、耗損國企生機、並使其無法專注在研究發展等長期目標上。
由於組織問題直接關係到主要派系和領導人物的政治浮沉，因此幹部年輕化問題在北戴河會中引起了最熱烈的討論，包括黨應在二○○二年十六大上提升何種幹部。
江澤民及其手下人馬曾慶紅等人強調的標準是政治可靠，而江的幕僚們說，可靠與否的鑑定標準，則在於幹部們對江澤民有關黨建和技術革命等問題的論述理解到何種程度。
至於朱鎔基等黨內溫和派則指出，選拔跨世紀幹部的標準，應更側重以往政績和在改革方面的表現。
江派以外的政治人物認爲，類似曾慶紅和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等，可望在十六大上獲江澤民拔升的政治新星，其冒升的原因在受惠於江澤民，而不是具體的改革建樹。
江權力慾引起質疑
江澤民在北戴河期間，曾對左右重申，他會堅持先前的決定，在二○○二年和二○○三年先後交出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位。這固然受到與會幹部的大致歡迎，但他的幕僚同時又開始徵詢各路人馬對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到二○○七年中共十七大的意見。
這些幕僚舉出了兩個理由，來說明江澤民應該保留軍隊領導職位的原因。首先是，臺灣問題需要有經驗的領導人處理，這方面可能必須採取某些軍事行動；其次是，唯有藉助江澤民的地位，才能確保日益獨斷的新一代軍隊幹部恪遵「黨指揮槍」的原則。
具有足夠級別可在黨內會議中批評江澤民的領導人們，此次並未出席北戴河會議；然而據了解，傾向改革的幹部們對於江澤民的權力慾望，仍表示了保留態度。
由於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在討論經濟發展和組織問題所花費的時間，超出了預期，因此使得臺灣問題未能在會中詳細討論。然而消息人士透露，會中仍就臺灣問題達成了大致的共識，即目前並無有效手段迫使臺灣新領導人在「一箇中國」等問題上讓步，因此，這些棘手問題將留待明年再作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