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佳英第三次拿起又放下了《鐵水奔流》。看不下去，列車也確實顛簸得厲害起來了。心緒真亂哪！……

真是料不到的事。她提前二十三天結束了這次採訪。幾個不痛快竟都發生在一天裏。早晨兩點鐘，白班的礦工打着手電從二十里外翻過南山奔礦裏來的時候，黃佳英違揹着自己的意願撕碎了最後一遍草稿。一整夜的工夫都白花了。下午三點鐘，在礦長辦公室裏發生了一次爭吵，爭吵的結果是黨委會會議對她關上了大門，不讓她列席參加。三個鐘頭以後，就接到這封莫名其妙的電報——「速歸」。她知道，這也不是甚麼好兆頭。

一般地說，凡是出來採訪的記者，很少有心滿意足、泰然自若地跨上歸途的。不如意的採訪使人惆悵，背上的行囊就彷彿無形中加重了分量。採訪順利的時候，五光十色的印象和思想又會在記者心裏大吵大鬧，要求出路。而對於一個有心的記者，歸途又往往是一次新的採訪的開始……。現在，當黃佳英無聊地數着車窗外藍色大海里悄悄飄浮過去的燈火的時候，這幾種心情同時都有。不過，擾亂她安寧的，主要還不是這些。

這七年採訪、編輯生活裏，無數消息、通訊從她手裏流向了排字房。手忙腳亂地編寫三百字的緊急消息，無限煩惱地從雜亂的材料中尋找串起它們的那條線，焦思苦想地琢磨幾個字的標題，以及發走稿件以後焦急的等待，見報後爲編輯部粗劣的刪改而感到的懊惱……這一切，她都體驗過不知有多少次了。

不，此刻佔據着她的心的，也不是這些東西。作了三年記者，黃佳英還是不能習慣於懷着顧慮來寫稿。而顧慮卻偏偏要來找她。昨天夜裏就是這樣。主題早就想好了。跟往常一樣，剛坐下來，最費力的是安排事實，組織材料，來最有力量地說明自己的思想。架子剛一搭好，她的思想就離開了筆記本和稿紙，朝編輯部飛去了。這樣一篇稿子，工業組是不會作決定的，一定要拿到總編室。總編室主任馬文元是這麼一個人，在十篇別人拿不定主意的稿件裏，也許有一篇他是肯作主的，其餘就要轉到總編輯跟前。總編輯陳立棟對別人的請示是永遠也不厭煩的，時間可能拖得久一些，但看他是都要看的。最幸運的，是他拿起來親自抹掉幾段，使這篇稿子儘量跟過去發過的稿子近似些，使作者的思想跟已經發表的社論近似些。但是，也有第二種命運：這篇稿子可能被總編輯認爲「有很大的片面性，暫時不發」。實際上，因爲它是批評省工業廳的；批評上級，在總編輯看來是要特別特別慎重的。

黃佳英使勁晃了晃頭，一束又濃又黑的頭髮打得她的臉有點兒疼。要是這時有人看她一眼，一定會說：好一個傲慢的姑娘啊！其實這是她在對自己生氣呢。人做事，總是不能不實際的。黃佳英性子再硬，她也不能不考慮自己寫的文章能不能上報。有很長一個時期，黃佳英寫的東西接二連三地變成了「內部情況」，被打字、印發給幾個單位，或者變成約社外的作者寫稿的參考材料。後來她學乖了：寧肯把文章的鋒芒弄得鈍一些，也要爭取文章上報。這總比分發到十幾個機關「存檔」要好啊。

可這是多麼困難而痛苦的事！昨夜她熬了七個鐘頭。一面寫，一面把自己設想成總編室主任、總編輯和工業廳長，用他們的眼光來懷疑自己認爲正確的東西，又到筆記本里搜索新的論據來跟他們辯駁，就這樣自己跟自己辯論着，妥協着，然後又翻過案來，再爭論，再妥協，而文章的內容也就跟着一會兒多一段一會兒少一段了……就這樣苦苦折騰了一整夜，最後還是一起撕掉了。就好像她的心也被人撕掉了一樣。

無論煩惱怎麼多，一坐上火車，黃佳英的心緒就變了。坐火車，多麼久她也不覺得厭煩。靠在車窗旁邊朝外望去，每個村莊，正在建造的橋樑，都能引你想起許多事情；有時想得那麼快活，有時又想得那麼遙遠。如果是夜裏——像現在這樣，那就更是別有一番風味。……想吧，探求吧，生活是多麼有趣！……對面坐着的那個小夥子，又睡着了。他睡得真甜哪。

棉襖從腿上溜了下來。黃佳英幫他蓋好，一隻手無意中又碰着了那本《鐵水奔流》。黃佳英翻開它，卻又立刻合上了。爲甚麼許多小說裏把生活和人物都寫得那麼平常、那麼清淡又那麼簡單呢，好像一解放，人們都失去了強烈的喜怒哀樂的感情，一下子都變成客客氣氣、嘻嘻哈哈、按時開會和上下班的人了。有的書確實像一個工廠的大事記。也有人說過，這叫記錄生活。難道生活原來的面目就是那樣的麼？

不，一點也不對！就說對面坐着的這個青年工人罷。他叫劉世福，是個鉗工。從前年調到賈王礦的機修車間起，就變成了雜工；從今年二月起，又來了一批鉗工，這兒連雜工的活兒也沒有了。找人事科要工作，就說是「個人主義」；要求走，說這也是「個人主義」；給報紙寫信，又說是，「無組織無紀律」，要他停職反省。剛才，劉世福想起這個人事科長來還忍不住笑：「我都閒得要報廢了，他還說要停我的甚麼職呢！」現在他跑了出來，要去給他們那兒八十名閒得難受的鉗工找工作。路費也是大家湊的。可是坐上了火車，他還不知要到哪裏去找工作呢。

想到這裏，黃佳英心裏有些感動，本來嘛，像這樣的人是多麼好，多麼可愛！可是，她又有些替他發愁。他睡得多甜。可是明天怎麼辦呢，這不僅是一個人的問題。報社每天都收到幾封要求工作的人寫來的信。這裏需要鉗工急如星火，那邊呢？國家又得給無事可做的鉗工每月支付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資，而人事工作者還得忙於「批判思想」……爲甚麼越是作人事工作的人，卻常常最少考慮人的事情呢？……她猛然站起身來，躲着人們從座位上伸出來的腿，朝門外走去。從車門外吹進來一陣陣冷氣，使人的頭腦清爽多了。

感謝記者這個職業，這三年裏她看見、聽見、懂得了多少事情啊！現在有多少事情使她常常受到感動啊！正因爲使她受感動的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有些在她看來是缺點的事情，才使她那麼激動不安。不像剛做記者的時候，有時興奮得要叫，有時又無緣無故地着急。也許，就因爲那感情的流變得更深了，因而表面上反而更沉靜了？要是以前，她一定會把這個名叫劉世福的工人領到自己住的地方，把他安置下來，然後就放下一切事情，去替他和他那八十個朋友奔跑。現在，她想她不會這麼做了。

她笑着想到，要是把這個工人領到總編輯陳立棟面前，他一定會說：「積壓人才問題，我們發表過社論了！」當然，就是這社論，也是在黨省委書記提示了以後，才去翻出了兩年來存檔的讀者來信寫成的。但是，發表得這麼遲的社論在下面引起了多麼熱烈的反應啊！連從來不看報的這個劉世福都說他也看過這篇社論呢。而以後，就再也沒有下文了。多少生動的問題在報紙旁邊流過去了。只有當黨省委召開個甚麼會議的時候，報紙上才把什麼問題提出來。生活裏那麼多的問題，羣衆中間有那麼多新鮮的思想和建議，黨省委怎麼能夠來爲它們每一個都召開會議呢？

黃佳英也知道，報紙對於新鮮事物的敏感性也是很不夠的。報紙上的批評工作，也是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而發展的。現在，雖然批評的都是縣區以下的幹部，但批評畢竟是開展起來了，而且出現了小品文這樣比較鋒利的批評形式——當然，美中不足的是，有的小品文寫得過於輕鬆，反而不如一封讀者來信有力量。最近報社裏更是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空氣：上上下下的人，都似乎更愛思考了，人們開始表現了爭論問題的興趣。連總編室主任馬文元，也隔三岔五地表示表示他自己的見解了。到今年春天，情形有了更多的改變。黨省委宣傳部批評了報紙的單調和枯燥，一些編輯也提出：報紙應該怎麼辦？……就是這些情形，使黃佳英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是有信心的。她就是有時候心裏着急：再快一點兒罷！她也知道，有的事不能太急。可是一碰到具體事，她又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心思儘快地講出來。就是不上報紙，找個領導同志談談也好。她害怕，當黨的領導上集中精力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可能放鬆對另一個問題的注意呢？報紙是這樣：總要等黨省委把甚麼問題列到中心工作裏以後，它才拿大部分篇幅來報道那個問題……有幾次，黃佳英想拿起筆來給黨中央寫封信，把自己在下面看見的某些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現象和工人羣衆的要求告訴黨，可是每一次都覺得材料不足以說明問題，而且又想：也許中央早已了解了這些情況，正在研究呢……

她又想起來了：幾個小時以前，她經過礦山的大樓時，禮堂里正在開礦上黨代表會議。寬大的窗子裏射出強烈的燈光，把地上的野草照得清清楚楚。依稀可以聽見擴音器裏的聲響，大概是甚麼人在作報告罷。黃佳英心裏忽然湧起一陣熱辣辣的想法——她不知道這個會議上是不是會討論到賈王礦那些每天只能睡四小時覺的工人，和劉世福這樣長年無事幹的人們的問題，她甚至想走進會場去，把召開那些無盡休的會議的人，和那個任意批判人而從不關心人的人事科長給說出來，把她聽見的、自己想到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也提出來……

但是她又突然想到：她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還不能參加這樣的會議。以後，她本來想找礦上的黨委書記個別談談，可是又因爲走得太急，沒有來得及；一直到現在，她還在因爲這一點而不安呢。到現在還不是個黨員，這就是這個二十五歲的女青年團員一切心事中最大的心事。

黃佳英從十七歲起就在一個機械廠裏作職員。一年以後，家鄉解放了。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被介紹到報館作檢查員。在逐字逐句搜尋稿件裏錯誤的同時，黃佳英還有多餘的精力從別人的稿件中學習一些東西。有人嫌這工作刻板，黃佳英卻愛上了它，作檢查員每天看到的都是最新鮮的稿子；一個讀者要幾天以後才看得見，甚至永遠看不見。黃佳英從那些寫新人新事的通訊和消息裏學習到的東西最多，因爲這種稿件她常常看上幾遍。以後，她決定作個記者。二十歲，一九五一年，她被調到工業組。兩年以後，就去作記者了。

每一年鑑定表上都寫着，黃佳英「工作熱情積極」。但是，黃佳英一直到很晚了才發現自己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自己不去積極地找黨，而總是等着黨來找她，就這樣把自己的入黨問題拖下來了。

最近一個時期，每逢在外面採訪，因爲她不是共產黨員而遇到困難的時候，她都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極力使自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