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增信釋疑」和「開拓互利合作」爲座右銘的朱鎔基日本之行已告結束。繼九八年十一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之後，中國總理的日本之旅是否有助改善中日關係？中日兩個亞洲大國的死結究竟在哪裏？顯然是各方的關心所在。

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六年四月美日兩國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爲安保重新定義，實際上將中國視爲「假想敵」之後，中日關係就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儘管雙方表面上高唱友好合作，或者刻意強調光明面，都無法改變兩國關係每況愈下的事實。在江澤民訪日之後，兩國關係不但沒有進展反而倒退，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嚴酷事實。

中日關係爲甚麼越搞越僵？這是一個有待各方深入探討的大課題。不過，仔細觀察兩國關係的變化，不難發現到如下特徵：一、在日本的日中關係的圈子裏，特別是反映在日本的媒體和中國通的言論中，一開始就把責任全部推給江澤民，怪他抓住歷史問題不放、大打「歷史牌」，引起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和「嫌中國」（即討厭中國）情緒。二、也許是由於日本方面（包括一部分在過去還堅持日中友好的人士）反應過於強烈，不少與日本有較多接觸的中國專家學者也在紛紛質疑：北京對日政策是否過於僵硬？江澤民在歷史問題上是否講得太多或者在表態時缺乏技巧？中國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歷史問題在對日政策上的比重？

北京對日政策是否過於僵硬、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技巧是否有待提高……這些都大有爭論的餘地。不過，如果是由於日本方面對「歷史問題」有逆反心理而因此斷定中國領導人重視歷史問題是錯誤的決定，則顯然是本末倒置。

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包括一部分在過去對歷史問題持平衡態度者）一聽到歷史就有逆反心理，這既與日本國內「總（整體）保守化」的潮流、爲歷史翻案者影響力逐漸擴大有關，也與日本媒體口徑一致，將亞洲人談歷史定位爲「歷史牌」的宣傳效果不無關聯。在日本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將大是大非的歷史問題矮化爲對方揪住自己的小辮子不放，作爲經濟乃至政治敲詐的外交手段或棋子的背景下，別說是對歷史一無所知的年青人反感，即使是對歷史真相比較清楚的人士也感到厭倦。至於一般小市民，在接受「歷史牌」的宣傳後，更擔心自己辛辛苦苦繳納的稅金成爲鄰國敲詐的對象。在不少日本人心目中，「日本到底該道歉至何時」早已和「日本到底該被敲詐至何時」劃上了等號。

將歷史問題矮化爲對日本進行敲詐的「歷史牌」並取得預期效果後，兩年來日本媒體和不少「中國通」公開主張動用「經濟援助牌」。不少專家表示，中國正在大力發展經濟，準備開發西部地區，急待大量外資與技術的引入，有利於日本打對華提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的「ODA（官方發展援助）牌」。在他們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改善和起飛，「經濟牌」的效果也將遞減，「ODA牌」之所以對北京越打越猛，顯然與上述焦慮心態密切相關。至於「中國威脅論牌」、「臺灣牌」乃至「北京怕亂牌」（指北京爲求穩定，不願全面發動輿論與東京抗衡的心理），也是東京經常不斷輪流或同時打出的牌。

與此同時，出於國內外種種因素的考慮，兩年來北京對日政策確有調整的徵兆。日本媒體大事渲染朱鎔基答應不在歷史問題上「刺激日本國民」（日方媒體一致解釋爲答應不打「歷史牌」）及中國官方爲中日經濟合作二十週年舉行紀念儀式，感謝日本的經濟援助等的「柔軟姿態」，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耀「ODA牌」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塑造了鄰國領導人低聲下氣的形象。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報人更將朱鎔基的日本之行命名爲「感謝外交」和「微笑外交」，極盡譏諷之能事。多談歷史問題被認爲是採取「高壓手段」或大打「歷史牌」，少談或不主動談歷史則被認爲是有求於日本，北京確有爲難之處。

怎樣有力駁斥和化解東京將歷史是非問題與「歷史牌」劃等號的宣傳攻勢，是北京面對的課題之一。如何清楚表明哪怕中國再怎麼需要日本的經援與技術，在歷史等問題上仍然堅持不卑不亢的外交姿態和原則（正如朱鎔基在日本民營電視臺上與市民對話時的表現），是北京的另一當務之急。必須將「增信釋疑，開拓互利合作」提升爲中日兩國的共同口號和共識，而不是北京的單相思，更是今後中日能否真正合作，朝著「友好是主流」的方向邁進的試金石。

卓南生，新加坡學者，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和東京特派員。著有《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大國夢與盟主論》及《日本告別戰後》等。(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