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國會通過給北京予永久最惠國待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指日可待；雖然中共耗費巨資在美國舉辦所謂「走近中國」的文化秀，企圖改善自己的形象；雖然在十月上旬舉行的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揚言「我國對外開放將進入新的階段，要進一步推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但是最近發生的北京痛罵梵蒂岡天主教教廷和譴責諾貝爾文學獎的事件，以及準備大事紀念「抗美援朝」五十週年，如此煽動排外情緒，除了說明中共要真正融入國際大家庭還有很長的路程外，更說明江澤民已經日暮途窮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引發了中共統治的危機感。
肯定義和團宣傳盲目排外
梵蒂岡的天主教教廷在十月一日追認一百二十名在中國的殉教烈士爲「聖徒」，引起北京方面的強烈反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在九月二十六日就聲稱它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北京反應強烈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這些「聖徒」有些是在一百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中殉難的，由於中共一向視當時的「拳亂」爲革命運動，而傳教士是代表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因此對這個事件自然表示極爲不滿；另一個原因是因爲十月一日是中共國慶，所以北京更認爲這是梵蒂岡的有意挑釁。
梵蒂岡方面則認爲十月一日是他們的一個「聖徒日」，對日子上的這個巧合表示歉意；而天主教和義和團誰對誰錯本來就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的文化肯定也比義和團的愚昧和盲目排外文明，梵蒂岡自然不可能接受中共的說法而否定自己，由於北京沒有接受梵蒂岡的道歉，於是衝突在所難免。
北京動員了它的宣傳機器和「愛國教會」對教廷進行一連串的口誅筆伐，把這些聖徒說成是姦淫搶掠、爲非作歹之徒，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爲了達到進一步煽動的目的，北京還毫無根據地指這次封聖是臺灣操控的「分裂祖國」的活動。
香港過去沒有「愛國教會」，天主教香港教區聽命於梵蒂岡，但現在北京收回了香港，表面上是「一國兩制」，實際上是「黨領導一切」，於是這場愛國政治運動難免波及香港了。基本法規定香港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淪爲廢紙了。前新華社的中聯辦官員在同香港教區輔理主教湯漢的接觸中就向他表示中共對教廷封聖的不滿，並要求香港教區「低調處理」這件事。
深感恐慌竟然對宗教宣戰
爲此，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在十月四日的《明報》發表文章，譴責中共干預宗教自由的做法。陳日君的文章除了解釋對這些聖徒進行過非常嚴格的審查，尋找反面的證據，不可能會讓按照中共喉舌所說的有「滔天罪行」的人成爲聖徒；還指責「愛國教會」主教的聲明「很有可能是掌權者的爪牙把這些話放在主教們的口中」；他還認爲大陸的這些做法，目的是對付越來越不聽話的「地上教會」。
近來，人們所看到的是梵蒂岡同北京越走越近，只等梵蒂岡什麼時候同臺北斷交而同北京建交了。因此北京突然對天主教大肆撻伐使兩者關係大爲緊張，人們感到突然。其實北京這種歇斯底里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北京的中共統治集團日益感到他們的統治危機，生怕跨行業的宗教組織會成爲顛覆中共的敵對勢力。因此不但大規模取締法輪功、中功等組織，也對天主教、基督教這類「洋教」進行打擊以煽動狹隘民族情緒。
第二，大陸目前約有一千四百萬天主教徒，其中地下教會約有一千萬人，北京正不遺餘力地加以打擊，逮捕了好些人；但是「地上」教會中不少神職人員也在同梵蒂岡暗通款曲，令北京十分恐慌，所以借這次封聖事件大作文章，逼「愛國教會」同梵蒂岡攤牌。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對西方的「文化侵略」和義和團的性質在觀念上有些轉化，雖然還比較吞吞吐吐，但目前的情況又回到「解放」初期中共搞思想改造運動來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和文革期間「打倒帝修反」那樣。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竟然把打擊非法宗教活動和取締邪教也列在裏面，可見中共的恐懼心理。然而中共的威信和統治能力都已大大不如以往，所以聲嘶力竭的對宗教宣戰，已經不會有什麼成效，因爲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破產和世風敗壞，老百姓需要新的精神寄託。不到十年曆史的法輪功都屢打不散，要打垮有近兩千年曆史而又有廣泛國際聯繫的天主教又談何容易？
貶低譴責諾貝爾文學獎
而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流亡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也掀起北京一陣排外風波，對此貶低和譴責。
雖然高行健是匹「黑馬」，但仔細分析，獲獎還是有他的道理。除了獲獎作品《靈山》外，從其他作品的體裁、題材、深度、數量，以及他的多才多藝，應該說還是實至名歸的。
對他的獲獎，大陸以外的華人基本上有熱烈和肯定的反應，特別是臺灣和香港。十多年來，由於他是中共的黑名單，因此也只有臺灣和香港能出版和演出他的作品。因此雖然他的作品因爲比較前衛而較少讀者，但現在已經洛陽紙貴，甚至脫銷，出版社在趕印中。香港也和臺北差不多，除了中共喉舌，幾乎所有報章都把這消息列爲頭條，臺北更因爲高行健將在十一月來訪得意於它的「先見之明」。海外華人的反應也比較正面。
北京的反應相當尷尬，開始是發懵，二十多個小時以後，經過高層緊急會議，江澤民親自了解高行健的情況以後才能作出反應。大概高行健是「外人」，所以首先由外交部出面表態說這次頒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接着新華社引述中國作家協會「負責人」說：「中國有許多舉世矚目的優秀文學作品和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對此並不了解。看來諾貝爾文學獎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
這些聲明當然十分可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說過：「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因此有什麼「政治目的」自然是很正常的事，好像只有中共最「清白」，不搞政治似的。諾貝爾文學獎是自由世界的獎項，不是「郭沫若文學獎」，當然要獎給歌頌人性、以自由、民主爲目標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家。難道會獎給那些歌頌獨裁專制，或在共產黨面前骨頭髮軟的作家？而中國作家協會的「負責人」連姓名都沒有，看來是「黨」來越俎代庖了，正如陳日君所說的，「很有可能是掌權者的爪牙把這些話放在主教們的口中」，這次是把這些話放在作家們的口中強行要他們說出。
文化官踩高行健討好中共
當然，也有些馬屁精藉此向中共表忠心，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舒乙的表現就是如此。他搶先表態說：「諾貝爾文學獎開了中國人一個大玩笑。」他甚至說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人眼中喪失了權威性等等。舒乙是已故着名作家老舍的兒子，老舍在「解放」後也作過中共的吹鼓手，例如《龍鬚溝》就是歌功頌德之作。但是中共也沒有放過他，在文革初期他就因爲被批鬥而投湖自殺，至少還表達了「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舒乙忘記了共產黨的這筆血債，中共至今也還沒有給作家創作的自由，舒乙居然幫中共說話，而且同中共官方口徑完全一致，也看出他的媚骨了。從最近中國現代文學館撕毀同餘傑簽署的協議，不讓他報到，也可見舒乙的人格了。
還有一位叫做金堅範的中國作協書記兼發言人還說，高行健已經入了法國籍，不是中國人，因此他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何況他的獲獎是政治性多過文學性。金堅範的講話才是政治性多過文學性。對中國作協來說，任何一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應該表示高興，予以祝賀，怎麼可以因爲不是中國人就不值得「高興」？可見中共的排外心態。就算高行健不是中國人，但他是華裔，按照中共的說法，應該都是「炎黃子孫」，再加上「血濃於水」，怎麼可以不高興呢？看來「炎黃子孫」云云，也要看對中共是否有好處，有政治上、經濟上利用價值的就「血濃於水」，是一家人，否則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於該罵、該打、該殺。高行健的作品呼喚人性，同中共的「黨性」唱對臺，自然不值得高興，還應該仇視。柬埔寨和印尼的華人被同中共同類的獨裁者虐殺，自然也失去「炎黃子孫」的資格，不值得同情和聲援。這就是中共的「民族主義」！
以反美抵制自由民主思潮
除了上述兩件事中共借題發揮進行排外宣傳外，今年是韓戰爆發五十週年，也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五十週年。本來這場戰爭是北韓金日成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共以幾十萬中國人民的鮮血生命和上百億美元去支持這個獨裁者是犯罪的行爲，是該清算的時候了。但出於煽動狹隘民族主義的需要，中共決定大規模宣傳和紀念這個「抗美援朝」，在十月二十五日「志願軍」在朝鮮打第一場仗那天開隆重的紀念大會。而十月十九日是「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爲金家王朝送命的日子，有消息說，江澤民也將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會見金正日。江澤民想以此再發動一場五十年前發動過的肅清親美、崇美、恐美的改造思想運動，煽動反美、仇美的思想來抵制自由民主的思潮，鞏固自己的統治。從中共近來一連串打壓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加強控制傳媒也可看出跡象。
中共作出這個決定，也同朝鮮半島的形勢發展有關。不久前南北韓舉行了高峯會議。金正日由於國內經濟出了很大問題，而南韓採取「循循善誘」的陽光政策，使他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在兩韓高峯會議以前，金正日訪問了北京，江澤民給金正日出謀劃策，要他借這個機會逼南韓要美軍撤出朝鮮半島。但金正日不但沒有聽，而且對美國表示了空前的善意，最近更派北韓的第二號人物趙明祿訪問美國以加強兩國關係。江澤民看在眼裏自然很不是味道，因此在北韓低調處理韓戰五十週年時，北京卻要高調紀念，除了對美國的武力恐嚇，並挑撥北韓和美國的關係外，也是提醒金正日別忘恩負義，要記住「中朝兩國人民鮮血凝成的友誼」。
從上述情況來看，江澤民無非重走一百年前慈禧太后和五十年前毛澤東的老路。然而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江澤民要把中國拉回一百年前、五十年前這兩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