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而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我感觉周先生的回忆是如实而平和的。
对周先生的回忆，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杨炳章新近出版的《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里有一段谈到：“周一良教授是历史系主任，《世界通史》的主编之一，则另有一番独特经历。%%$文革%%$初期了遭受批判，后来江青搞%%$斗批改%%$，邀请北大几位教授聚会，一大半人们借口拒绝了，高兴不高兴由他去吧！惟有冯友兰、周一良几个人凑上去了，以后组成%%$两校%%$大批判写作班子。现时是一种荣耀，过后则是一种耻辱了。许多年以后，我记得周先生去哈佛母校做过演讲，我也参加了。周先生说他自己加入%%$两校%%$是误受蒙蔽。此种解释，显然是肤浅了一些吧？”
这种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已经不只是怎样对周一良个人的一段历史怎样评价，而是牵扯到怎样看待“文革”中的写作组的问题。
一
研究“文革”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以为可以侧重两种人。一种是在不同层次上敢于质疑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当然十分宝贵，成为人们开拓未来的精神财富。但是，像张闻天、顾准、恽逸群、张志新、遇罗克、李一哲，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中，毕竟只是凤毛鳞角。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研究当时站在另一端的文化人积极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知识分子，写作组就是其代表。研究写作组现象，就是研究当时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知识分子。研究他们，对于我们认识“文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有典型意义的。
当时写作组成员从年龄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老年、中年、青年。老中青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单独分析。像冯友兰这样解放前已经自成一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先生在他晚年作过坦诚的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禁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这不过是解决了安全的需要而已。
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领导安排，因此当时进入写作组，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服从领导而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至于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提倡与工农兵相结合，不管是大学在校生，还是中学在校生，一律进了农村、工矿、军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提供了一个进入他们本该进入的知识文化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至于进去之后干什么，怎么干，他们并不很清楚。
二
写作组其实在“文革”前就有，比如“九评”的班子就是写作组。到“文革”中，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多了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都效法上海市委和北大清华，成立了写作组。这是制造当时意识形态产品的一种组织模式。写作组是由许多学者个体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某种政治意志，这种做法不是写作组首创。知识分子扮演这样的角色，还可以向更久远的传统追溯。千百来，中国文人从整体上都处在御用的文化情结之中，科举制就是古代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性创造。哪个文人如果能官拜翰林，直接为皇家效力，是光宗耀祖的事。“文革”
中的写作组当然有别于古代的翰林院，但梁效、罗思鼎们登在“两报一刊”上的大块文章，确是颇有口衔天宪的的意味，到处都转载、印发、学习他们的某些观点，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
对此，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在整体上已经被改造得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历史背景来谈问题。总的来说，不管老、中、青，当年进入写作组基本上都是怀着一种荣幸，都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人，况且还是专业范围之内呢？应该说，知识分子进入写作组时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心态。如果笼统地判断，进写作组的人都是道德品质不端的投机者，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其中确有德性比较差的人。所谓“影射史学”一类的文章，后来在政治上受到批判和审查，今天看，从学风上也是不足为训的。
三
有一种舆论，把学者进入写作组看成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30年代周作人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不甚恰当。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像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的所不齿。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在这次政治运动中，你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绝大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想为政治效力没有机会。
对于这段往事，只有少数过来人，表现了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的当年勇。其实，50年代的知名作家学者，除了自己已经挨整的而外，哪个没批判过胡风、没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加之当时的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又有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80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
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妥当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尤其到了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
批林批孔和“文革”初期的大批判有一个区别，就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孔孟之道属于传统文化，没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想批还批不了。不像“文革”初期，工农兵、红卫兵，都能上阵，口诛笔伐，有理没理都能喊几嗓子。批判孔孟之道，先得看得懂孔孟之道。这就是当时高层需要启用冯友兰、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等老学者的原因。在“文革”初期，他们还是革命对象，到批林批孔，他们成了革命动力。
写作组里的中青年，选的也都是学术素养比较高，文化悟性比较好的。像汤一介、余秋雨，都是才子。公公道道地讲，写作组确实是才子云集之所在，草包极少。
就写作组成员来说，他们的悲剧首先是由时代造成的，过分地追究个人道德上的责任不是历史的态度。他们遵命写作，有时也追求写出一点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但总体上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框架。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文革”中文化专制主义给中国知识界和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伤痛。但避免这种伤痛再次发生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制度创新。抓住几个一度进入误区的文化不放，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无助于中国的文化建设。舆论曾经谴责写作组成员是卖身投靠。但我们可曾反省过，当时自己又有多少自主意识呢？
如果当时自己也碰上御用的号令，能不能作到不卖身，不投靠，比他们更清醒一些呢？
打倒“四人帮”以后，不少写作组成员受到审查。有人总结其中的教训是跟错了人。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剧。我认为，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有跟对人？怎样才能跟对人？而在于根本就不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就是独立地思考，独立地表达理念。这种思想和理念，不应当随着权力的好恶而改变，也不应当随着市场的好恶而改变。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往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才能影响社会，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种声音自由碰撞，各种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知识分子既要经得住压力，也要耐得住寂寞。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这就是今天要重新讨论写作组现象的现实意义。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1期, 作者/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效益工程组委会（邮码100035）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