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組的經過這是具有相似經歷者大多諱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員受審查的一段，此前更是無人涉及。周先生對這段歷史的態度，簡而言之，一是說明他和另外幾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面以爲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諮詢」，而並未參與陰謀；二是理解知識界譴責梁效成員的義憤；三是如實敘述了他受審查的心態，包括視爲「無恥之尤」的鬱悶心情。我感覺周先生的回憶是如實而平和的。

　　對周先生的回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楊炳章新近出版的《從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裏有一段談到：「週一良教授是歷史系主任，《世界通史》的主編之一，則另有一番獨特經歷。%%$文革%%$初期了遭受批判，後來江青搞%%$鬥批改%%$，邀請北大幾位教授聚會，一大半人們藉口拒絕了，高興不高興由他去吧！惟有馮友蘭、週一良幾個人湊上去了，以後組成%%$兩校%%$大批判寫作班子。現時是一種榮耀，過後則是一種恥辱了。許多年以後，我記得周先生去哈佛母校做過演講，我也參加了。周先生說他自己加入%%$兩校%%$是誤受矇蔽。此種解釋，顯然是膚淺了一些吧？」

　　這種不同的看法，實際上已經不只是怎樣對週一良個人的一段歷史怎樣評價，而是牽扯到怎樣看待「文革」中的寫作組的問題。

　　一

　　研究「文革」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我以爲可以側重兩種人。一種是在不同層次上敢於質疑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作爲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他們留下的思想遺產當然十分寶貴，成爲人們開拓未來的精神財富。但是，像張聞天、顧準、惲逸羣、張志新、遇羅克、李一哲，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中，畢竟只是鳳毛鱗角。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研究當時站在另一端的文化人積極爲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知識分子，寫作組就是其代表。研究寫作組現象，就是研究當時和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爲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知識分子。研究他們，對於我們認識「文革」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有典型意義的。

　　當時寫作組成員從年齡上可以分爲三類，即老年、中年、青年。老中青經歷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單獨分析。像馮友蘭這樣解放前已經自成一家的學者，進入寫作組就面臨着一個否定自己原來學術思想乃至整個價值觀的問題。關於這一點，馮先生在他晚年作過坦誠的自我解剖。老知識分子，在解放後歷次運動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夾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觸及靈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驚弓之鳥，禁若寒蟬。到批林批孔時，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這時不說是受寵若驚，起碼也有知遇之感。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這不過是解決了安全的需要而已。

　　中年知識分子，從走上社會之日起，所習慣的就是一切聽從領導安排，因此當時進入寫作組，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服從領導而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至於青年，在「文革」開始時，提倡與工農兵相結合，不管是大學在校生，還是中學在校生，一律進了農村、工礦、軍營，接受再教育。參加寫作組提供了一個進入他們本該進入的知識文化界的機會，他們當然樂於接受，甚至求之不得。至於進去之後幹什麼，怎麼幹，他們並不很清楚。

　　二

　　寫作組其實在「文革」前就有，比如「九評」的班子就是寫作組。到「文革」中，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中，多了起來，從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都效法上海市委和北大清華，成立了寫作組。這是製造當時意識形態產品的一種組織模式。寫作組是由許多學者個體組成的，但個人的學術意志在寫作過程中是不存在的。讓文人形成一個嚴密的組織，利用他們的學術能力，去表達某種政治意志，這種做法不是寫作組首創。知識分子扮演這樣的角色，還可以向更久遠的傳統追溯。千百來，中國文人從整體上都處在御用的文化情結之中，科舉制就是古代中國在這方面的制度性創造。哪個文人如果能官拜翰林，直接爲皇家效力，是光宗耀祖的事。「文革」

　　中的寫作組當然有別於古代的翰林院，但梁效、羅思鼎們登在「兩報一刊」上的大塊文章，確是頗有口銜天憲的的意味，到處都轉載、印發、學習他們的某些觀點，是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達。

　　對此，我們不能脫離中國知識分子從50年代以來，在整體上已經被改造得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的歷史背景來談問題。總的來說，不管老、中、青，當年進入寫作組基本上都是懷着一種榮幸，都想成爲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人，況且還是專業範圍之內呢？應該說，知識分子進入寫作組時絕大部分都是這樣一種心態。如果籠統地判斷，進寫作組的人都是道德品質不端的投機者，那是不符合事實的。雖然其中確有德性比較差的人。所謂「影射史學」一類的文章，後來在政治上受到批判和審查，今天看，從學風上也是不足爲訓的。

　　三

　　有一種輿論，把學者進入寫作組看成是嚴重的歷史污點，和30年代周作人任僞職、當漢奸相彷彿。我以爲，把二者相提並論不甚恰當。因爲歷史環境畢竟不同。

　　從整體上說，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淪陷區的知識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像周作人那樣的失節者，畢竟是極少數，在當時也爲公衆的所不齒。在異族入侵時，堅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底線。

　　「文革」畢竟不同於外族入侵，而是內部動亂，是以政權和執政黨名義發動的政治運動。在這次政治運動中，你不充當革命動力，就得充當革命對象，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當時絕大數知識分子的苦惱，不是因充當革命動力，傷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的內疚；而是想充當革命動力沒有資格，想爲政治效力沒有機會。

　　對於這段往事，只有少數過來人，表現了直面歷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而更多的過來人，提到歷次政治運動，往往只說自己如何「走麥城」，挨批鬥，不提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的當年勇。其實，50年代的知名作家學者，除了自己已經捱整的而外，哪個沒批判過胡風、沒聲討過右派、右傾？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與以前歷次政治運動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加之當時的寫作組吸收學者到其中效力，是以黨組織的名義，並不是以哪個幫派哪個團伙的名義，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又都無可選擇地隸屬於所在單位，又有誰能拒絕以組織名義分派的工作？就算當時有人拒絕了，也不敢直截了當，只能找一點巧妙的藉口。多數人的實際情況是既不想拒絕，也拒絕不了。馮友蘭如此，週一良如此，陳旭麓也如此。

　　80年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在歷史的大變動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願望，不同的訴求。有人着眼於從此杜絕政治運動，讓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從此擺脫人爲的階級鬥爭的陰影；有人則希望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出一出當年捱整的惡氣。

　　從境界上講，當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進入這個境界，中國的政治文明才能昇華。

　　當然，後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種義憤。義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辦得公道。週一良險些沒當上博導，陳旭麓多年評不上教授，總不能說是妥當的。在治魏晉南北朝史方面，影響超過週一良者有幾人？在治中國近代史方面，成就超過陳旭麓者又有幾人？尤其到了今天，教授中不學無術者隨處可見，博導中濫竽充數者也不勝枚舉。當時如真的把周、陳等排斥在教授、博導之外，豈不釀成新的笑話？

　　批林批孔和「文革」初期的大批判有一個區別，就是作爲批判對象的孔孟之道屬於傳統文化，沒有一定的國學基礎，想批還批不了。不像「文革」初期，工農兵、紅衛兵，都能上陣，口誅筆伐，有理沒理都能喊幾嗓子。批判孔孟之道，先得看得懂孔孟之道。這就是當時高層需要啓用馮友蘭、楊榮國、趙紀彬、週一良等老學者的原因。在「文革」初期，他們還是革命對象，到批林批孔，他們成了革命動力。

　　寫作組裏的中青年，選的也都是學術素養比較高，文化悟性比較好的。像湯一介、餘秋雨，都是才子。公公道道地講，寫作組確實是才子雲集之所在，草包極少。

　　就寫作組成員來說，他們的悲劇首先是由時代造成的，過分地追究個人道德上的責任不是歷史的態度。他們遵命寫作，有時也追求寫出一點個性，追求與衆不同，但總體上不可能超出意識形態的框架。

　　我們當然不能忘記「文革」中文化專制主義給中國知識界和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傷痛。但避免這種傷痛再次發生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制度創新。抓住幾個一度進入誤區的文化不放，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無助於中國的文化建設。輿論曾經譴責寫作組成員是賣身投靠。但我們可曾反省過，當時自己又有多少自主意識呢？

　　如果當時自己也碰上御用的號令，能不能作到不賣身，不投靠，比他們更清醒一些呢？

　　打倒「四人幫」以後，不少寫作組成員受到審查。有人總結其中的教訓是跟錯了人。按照這種邏輯，似乎跟對了人就可以避免悲劇。我認爲，寫作組的悲劇不過是中國知識分子大悲劇的一部分。問題不在於能不有跟對人？怎樣才能跟對人？而在於根本就不應該喪失自身的獨立性。現代知識分子的職能，就是獨立地思考，獨立地表達理念。這種思想和理念，不應當隨着權力的好惡而改變，也不應當隨着市場的好惡而改變。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往往要通過許多中介環節才能影響社會，急功近利往往適得其反。社會的進步，往往是多種聲音自由碰撞，各種思潮互相激盪的結果。知識分子既要經得住壓力，也要耐得住寂寞。要說從上一代人陷入寫作組的悲劇中得出什麼教訓，我想首先就是這個問題了。這就是今天要重新討論寫作組現象的現實意義。

　　原載《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1期, 作者/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效益工程組委會（郵碼100035）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