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中坚
中国人留学海外是晚近上百年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中国人开始反过来到日本去留学。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生到英国、德国等欧洲强国去留学。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可以说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例外，几乎绝大部分中国现代名人都是曾到欧美、日本或苏俄东欧学习过的人。
严复、马建忠等人为中国人翻译、编写了优秀的西方现代思想作品《天演论》、《马氏文通》。留日学生，对推翻清朝皇权统治的斗争，起了极其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和以《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及蹈海自尽来呼唤人民起来反抗的陈天华，还有那一位不让须眉，不仅走出家庭、而且走出封建统治思想牢笼慷慨赴死的秋瑾女侠，皆是日本留学生。孙中山曾经留学檀香山，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
留日归来的鲁迅和留美归来的胡适为中国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武器，五四为中国的新文化开创了新的纪元。
民国以后，中国留学生有奔赴欧美和日本的，也有走向苏俄的。去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产生了许多科学家、人文学者、艺术家，如丁文江、朱光潜、潘光旦、李四光、储安平、郭沫若、冼星海、胡风等；去苏俄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则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代政治家，如瞿秋白、王明、博古、周恩来、蒋经国、杨尚昆、邓小平、刘伯诚、朱镕基等。
⊙ 留苏派成绩有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一边倒，只有留学苏联东欧一条路，时间仅延续不到十年（五零到五九），背景太半属于共产党老干部的家属子女。这些被毛泽东喻为“八、九点钟太阳”的留苏生，是中国历届留学生中成绩最差、名望最低的一批。并不是这些学生不努力，也不是这些学生天资不足，而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束缚太重，他们没有思想驰骋的余地，而且回国后又连续遭逢四清、文革等各项政治运动；一部分人成为中苏论战的牺牲品，回国途中不幸被害；其他回国后，从事各种科技专业或领导工作，除了江泽民、李鹏等政治人物之外，没有听说涌现出特别著名的名家大师，即使是江李两人，也不是因政绩辉煌而驰名政坛，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根正苗红”党天下子承父业的半世袭意味。
直到文革结束，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重新踏上留学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的道路。新一代留学生还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国内的留学浪潮仍然方兴未艾。
⊙ 摧折留学精华
回顾国人百年留学的历史，许多问题值得深长思之。
中国人留学外国是为了学到先进知识，借鉴外国先进经验，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可是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留学热不仅没有减退，一浪接着一浪，但中国不仅科技没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的行列，而且一度差距越拉越大。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留学生）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得奖的。除了其他的条件以外，我们不得不说，除了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留学生并非历来都喜欢滞留海外当假洋鬼子。第二次大战以前，留学生不回国是很特殊的情况，而报效家国是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有一艘海轮满载着一群对祖国充满了热情和理想的留学生离开美国，返回北京。可是几十年后回头一看，这批优秀的爱国学者绝大部分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有的自杀，有的被迫害致死，尚在人间者寥寥可数。（硕果仅存的巫宁坤教授曾在开放杂志撰文回忆这一历史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史，是一部血泪史。正是毛泽东的“阳谋”手段闭锁了留学生的赤子报国之门，让中国坐失大批优秀人才。五七年反右以后几乎没有留学生敢回国，而老一代归国留学生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才从特务、间谍嫌疑的阴影中挣扎出来。
回忆百年留学历史，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严重重理轻文。大约一个世纪之内，儒家独重诗文、鄙视“奇技淫巧”的传统已经完全被矫枉过正地颠倒过来了。考大学、到国外留学，一般都挑选理工科专业，文科，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生，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从社会的需要来看，的确不需要太多的社会科学人员，但是中国重理轻文还包含着另一方面的隐形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科学人员的监控和惩戒更加严密和严酷。大概从反胡风和反右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中，都存在着一种“思想、政治是禁区，政治太危险”的下意识警觉。这是毛泽东恐怖统治的直接结果。历经华国锋、邓小平直至今天江泽民统治时代，这种恐怖依然继续存在，笼罩着每个中国人。至今中国人还是不能像西方民主国家民众那样，以谈股市、谈球赛、谈烹饪的平常心来谈论政治大事。哪怕留学海外，还要顾及回国的出路和可能的迫害，而不得不三缄其口、“莫谈国事”。
横看近百年世界历史，人类固然是以Ｉ和Ｇ这两个字母所代表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Ｇｅｎｔｅｃｈｎｉｃ，为下一个千年准备了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也由韦伯、波普、托夫勒、福山、赛伊德这些人文学者的著作，抵抗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极端理论，使人类的思想走进全球化、人性化的广阔天地。人类需要这些思想人文的探索绝不比对物质技术的需求稍少。而这些探索正需要多重文化的研究和熏陶，这样的探索者和思想者，只能从接受多重文化背景的留学生群体中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的留学生群中产生过世界级的科学家，却没有产生过世界级的人文学者，难道不应该令我们俯首沉思吗？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的选择难道不是一种至今仍充满历史蕴涵的抉择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改行弃理学文，而是提醒人们注意，留学生出国不仅仅是提着脑袋来装技能。不论人文理工医农，都要观察社会人文环境，接受公民训练，成为民主社会的成员。爱因斯坦、沙哈洛夫和方励之都是物理学家，却始终站在关注人类社会命运的第一线。从根本上说，为求船坚炮利而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片面和偏颇，一百多年前是这样，新世纪开始的今天依然是这样。派遣留学生的战略意义，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化，而不仅是科学技术更新。中国的科技力量比之于百年以前，已经大大改观，从核武器、宇宙飞船到遗传技术都直追世界先进行列，可是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程度，却反而比五、六十年前倒退了许多。五七年反右阳谋等于是向国人宣告，共产党人绝对地垄断一切政治权力资源，任何其他政党和社团不得问津。留学生都会看到，西方民主国家没有钦定意识形态，没有官方理论及其唯一解释权。人民有思想和言论的权利。留学生中只有极少数将来会以政治为职业，绝大多数留学生应该在从事自身专业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坚持这一点就是为中国的进步做了贡献。
留学的经验，不仅仅在于学习西方的科学和理论（日本的科技是间接的西方科技），也在于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生活过，实践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生活经验比他们的文凭或资格，更加重要、可贵。五四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并驾齐驱。共产党现在刻意回避民主的传统，留学生报效祖国，就理当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可是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抗拒官方教条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不免冒监禁和处决的危险。国际上所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签署谴责中国人权状况，只有中国血统的获奖人没有签字。（他们如果签字，中国政府绝对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许多中国人留学、定居海外多年，犹不能义无反顾地认同民主、弃绝专制，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五十年来像储安平这种人并非绝无仅有，但是都在反右等运动中被迫害、甚至处死了，改革开放以后，犯颜直谏的知识分子逐渐增多，吴祖光、许良英，世纪交替的时刻又有了李慎之。这些留学前辈是当今留学生的榜样。他们都有认同共产主义的经历，又深受长期的精神、肉体折磨，终于觉醒而迸发出呐喊。现在的留学生一时还不能毅然彻悟，他们日后的醒觉还是可以期待的。
⊙ 剪去思想上的辫子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者，一八四七年跟随一名美国教师到美国上学，一八五四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曾经访问过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向洪仁旰提出过政治建议；后来又为洋务运动赴美国采购机器，并建议清朝政府选派幼童去美国留学。朝廷委任他担任留美学生监督，安排留学生学业和食宿。他一心希望振兴中华，富国强兵。学生们接触了美国人民务实勤劳讲求效率的美德，感到头上的辫子是丑陋、愚昧的累赘，于是兴起了剪除发辫的风波。容闳作为“使馆教育处”的领导干部，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剪辫行动。清朝官府雷霆震怒，斥责他和同学大逆不道，目无法统，背叛大清帝国，一并勒令召回中国。这一批留学生中，不少人后来都对中国文化科技作过重要贡献，包括著名的中国现代工程师詹天佑。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头上也早已没有辫子，可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专制，人民不仅没有站起来，反而连前五十年可以讽刺军阀、抨击执政者的权利都失去了，五十年来只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知识青年们为求知识、求出路，为摆脱思想的禁锢，想方设法出国，出国！
一部分留学生觉醒了。他们发现，我们后脑勺上的辫子是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头脑中被人蓄下了辫子。说什么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中国人不配享受与外国人同样的人权。如果主张剪去这种思想上的辫子，就是“没有爱国主义”，就是背叛民族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汉奸走狗卖国贼”。
有形的辫子太难看、太累赘，容易令人自惭形秽。所以当年留学生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