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是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时生产即时消费，难以存储，只能需要多少电，发多少电，一般来说，发电量会略高于社会用电量，这是因为发电量包括了发电厂自用电和输电线路的损耗，但是发电量绝对不应高出社会耗电量的２２％。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多生产了９９０·３亿千瓦时电力，这占同期全社会用电量的１９·２％，占发电量的１６·８％，相当于未来三峡工程一年多的发电量（三峡工程的年平均发电量为８４０亿千瓦时）。

　　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说，在同样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发电量６２８３·７亿千瓦时中有１６·８％是无效的资源消耗，是极大浪费，而且是有意的浪费；但从社会宣传效果来看，不多发这些无用的电力，２０００年上半年的电力工业的发展指标，就比１９９９年同期减少了７·４％，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也要打折扣，那么国家电力公司（原国务院电力部）的总经理就可能被撤职。

　　所以，在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满足“增长指标”的要求，是做给上级看的，也是为了跟同级部门比较功绩的。因此，对国家电力公司来说，宁愿让这９９０·３亿千瓦时电力白白浪费，也不去追求最有效的产出；对官方媒体来说，宁愿把９９０·３亿千瓦时电力的浪费当作“喜人的经济发展形势”来报导，也不去批评这种资源浪费的行为。

　　一个更为要害的问题，是权力资本化，正如何清涟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改革中资源占有状态的改变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在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成功地将自己改变成有产阶级的成员，换言之，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成了私人累积财富的重要手段。”他们搞的是“一家两制”，父母当官，子女经商，今天的中国电力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家两制”。

⊙　绝对垄断的电力市场

　　中国电力工业的“一家两制”，就是李鹏当道。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曾留学苏联学习水力发电，回国后在东北小丰满水电站担任工程师；后由其养母邓颖超推荐，出任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级），后任副总理，继续主管电力水利等部门；接着又在胡耀邦下台风波中，接赵紫阳出任总理。李鹏的夫人朱琳，曾多次参与进口外国发电机进口事务，其子李小鹏从加拿大留学回国后，在华能国际公司和华能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典型的“父母当官，子女经商”。

　　从八十年代初起，中国经济引进“市场”机制，虽然电力工业也采取了“多家办电，国家办网”的措施，地方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加速了电力工业，１９９８年末装机容量为２·７７亿千瓦，位于世界第二位，发电量也增长到１１５７７亿千瓦小时。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电力工业已出现超过需求发展的迹象，但李鹏仍然指示九五期间平均每年增加１６００万千瓦。

　　在这之前，李鹏还批准三家电力公司在海外上市发行可转化债卷，直接进入国际市场融资，这三家公司是山东华能、华能国际和北京大唐。其中山东华能和华能国际都控制在李鹏儿子李小鹏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