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齐下”的新知识分子政策

　　 如果将大陆近两年来的情况仔细做一个全面观察，就明白目前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随着统治经验的丰富，动员各种资源，从几方面互相配合并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是采用高薪制养一批体制内专家。各重点大学现在正在实行工资制度改革，采取将教授工资评等的方法，极少数受上级青睐的教授被定为“学科带头人”，享受年薪十万元以上的待遇，成了“教授贵族”。但这种人占的比例在清华、北大与复旦这种名校也不会占到十分之一，真正只是“极少数”。让极少数“教授贵族”存在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向中国与世界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待遇正在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树立几个“贵族教授”，让专家群体产生依附体制的内在驱动力。比如复旦大学送给王沪宁年薪十二万元的教授待遇即一例。王沪宁早就到江泽民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做副主任，前年开始更以江泽民特别助理身份频频出现于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之上，但复旦大学还是给了王沪宁这一教授高待遇。弄得该校大学教授们怨声四起：你都不在我们这里了，却还占着我们一个高薪指标！

　　只是这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学科带头人的“学术精英”，近年来频频现丑，仅在江主席“龙潜之地”上海就出现过三位“学科带头人”、青年博导剽窃他人成果的事情。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申XX抄剽窃他人，后有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将他人成果据为已有，去年则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导、并经常以道德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且专以道德信条训诫他人的张XX全书抄袭德国一位哲学家的事情东窗事发。还有一位中国政府列为“国家级专家”的南极研究专家的著作——该著作还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拿到联合国领奖——的真相被揭发出来，原来这本被中国政府深引为骄傲的煌煌大著,竟然是抄袭澳大利亚一位南极研究专家十余年前的一本英文著作，这名“国家级专家”的“贡献”只不过是将英文翻译成了中文而已！

　　呜呼，如果聚集在中国政府学术旗下的竟是这样一批“学术精英”，炎黄子孙颜面何存！

　　二是让一些依附于政府的资本集团拿出钱来，资助一些学术奖，以“引导”民间学术向某个方向走。比如今年闹出大风波的“长江《读书》奖”，就是文化与资本相结合，利用资金杠杆调节民间学术研究方向的典型。李嘉诚是香港巨富，他近二十年利用与中国大陆政府的关系迅速渗入中国市场，使“长江和记黄埔集团”的资产像滚雪球一样成倍增长。如果说其他企业家还停留在利用资本赚钱的阶段，李嘉诚却早就不需要拿出自家在国外的资产来大陆赚钱了。去年李嘉诚在深圳开发“和记黄埔花园”，那块地就是多少人（包括不少高干子弟）垂涎而不得的宝地——二十一世纪深圳市中心区福田区市政府新址之旁，在那块地上搞“七通一平”基础建设的钱没有一分钱是李嘉诚从香港带过来。据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那篇充满了艳羡之情的报道所载，李嘉诚的“四个签字值十二亿”，这位“红色爱国企业家”仅仅只是签了四次名字，就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等四家国有银行贷款十二亿，待利用贷款打好地基以后，“和记黄埔”立刻在社会上卖楼花，每平方米价格均价在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以上，除了朝向与楼层不好的部分楼盘之外，深圳的富豪们将该楼盘抢购几近一空。而李嘉诚先生不仅还了贷款，还筹到了楼盘开发的后续资金——真不知这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

　　由拥有这种政治背景的李嘉诚先生资助的“长江《读书》奖”，评出来的巨奖归于不关心现实与民瘼的现代“乾嘉学问”实属情理中事。每年有一百万元巨奖放在那里，对李嘉诚来说，只不过是其一套面积中等的商品房售价，只要政府高兴，李先生再在中国贷上十二亿建上几十座这样的花园也非难事。而对在贫穷之中度日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却是一笔巨款，中国政府利用如此“民间红色爱国企业家”慷慨出资，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学问主攻方向，让中国蔗糖史、士大夫研究之类得奖，肯定会让一大群挤不上“教授贵族专列”的文化人团结在“长江《读书》奖”周围，几年下来，《中国缠足史》、《中国青楼史》、《中国漆器考》等类“乾嘉学问”一定会大行其道，然后“史学”昌盛，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获得大大改善——多少也算有了点“奔头”。 想到这一层，再想到“长江《读书》奖”评选程序不公，第一次评奖结果为出资者不满推倒重来的丑闻，还有目前最后一项读者评选奖迟迟未出炉的传闻——据知识界分析，因读者评选奖首名是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此事现在令“长江《读书》奖”评选委员会尴尬无比，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按读者评选顺序定奖，评出《现代化的陷阱》，将会令政府不高兴。但如不按原始选票评选，则又会遭受知识界质疑。现在已有不少知识界人士提出，要求公布读者评选奖的原始选票，此要求遭到董秀玉女士断然拒绝——真令人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扼腕长叹。

　　三是对那些既不愿意归附政府，也不愿意为其他利益集团所用，并主张“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采取近日来轰传的“打压政策”，在学术界的就业机会以及传媒事实上为政府专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让这些知识分子所在单位迫使他们“辞职”或对他们“解聘”，并让传媒对他们封嘴消音，将他们逼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在国际人权组织多年呼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一点：再也不留任何文件，也不准听取传达者录音或记录，只采取口头训示的方法下达其指示，政治问题采用非政治化手段处理。然后到国际上白赖：你说我打击了他们，拿证据来！

　　这种“不顺从者不得食”的“党天下原则”，估计在明年一月中国政府进行“事业单位全员劳动合同聘任制”改革时，将通过解除聘约的方式得到全面实施。中国政府这样向知识分子们发威：你们看看，“顺从者”我们高薪养起来，让他们成为大家羡慕的“红色贵族教授”；“超脱者”我们也给点出路，拿点民间学术奖抛给他们；不顺从者我们则采取“断粮卡胃”的方法，看你们能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同出身于复旦大学的两位名重一时的学者，其遭遇却判若云泥就是一例：知遇于江泽民的王沪宁得“红色贵族教授”厚遇，而为民间所推重并被目为“代表了中国改革良心”的何清涟却遭遇接踵而来的打击，饭碗也有随时破碎的危险。这正好说明了“不顺从者不得食”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政府这种“三管齐下”的知识分子新政策作用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只会越来越差，面临被封嘴消音的困境。 　　无耻者助纣为虐

　　应该说，与“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前的历次运动相比，中国民众还是觉悟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总体表现也比那时好了不少，类似于大检举、大揭发这种事情这次没有大规模出现。但还是有少数文化丑类在此情况下趁火打劫，迫不及待地为政府的整肃行动叫好，这里仅举两例（都是有文字为证）：

　　一是近来非常活跃的韩德强，在其发表于杂志上一篇题为“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文章里，认为“四小龙”的发展既然被称之为“奇迹”，那么中国五十年的发展就可称之为“神迹”，前三十年毛泽东为中国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才有中国现在经济改革的大好局面。而后二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也获得了大发展。最奇妙的是韩德强在文章末突然道义感大发，大声训斥那些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们：“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这话真不知韩德强先生还有点现代纳税人意识没有？至少这里颠倒了一个基本关系：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还是政府养活了全体纳税人？在韩德强的逻辑中，当然是政府养活了全体国民，而被政府养活的知识分子们既然“吃了人家的，用了人家的，住了人家的”，就只有俯首称臣，诚惶诚恐地表示“皇上圣明兮，臣罪当诛”，只要你批评了暴政，你就是没有良心，韩先生就要“仗义执言”，跳出来为政府打抱不平。只是韩先生照如此方式混迹中国，只怕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又要多出一位类似于何新的专职委员。只是好像韩先生卖得比当年何新还要更廉价一点。

　　还有一位就是因写《切.格瓦拉》一剧而名噪一时的黄纪苏先生，他在《革命及相关词语》一文中将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称之为“玩反极权的蹦极跳”，与韩先生同仇敌忾地一致认为独立知识分子“吃了官的还批评官”实在太不仗义，并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态度欣赏着官们整肃这些独立知识分子，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