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国革命的80年时段内,八次改变宪法，1954─1982年的28年内，我国四易宪法。
宪法法制的不稳既是动乱的法制根源又是政局动荡的重要表现。
1956─1977年的20年中，中共四易党章，执政党党章的不断更动既是动乱的政党根源又是动乱的重要表现。
这样就回应了“什么是政治动乱”，“什么力量有能力发动文革那样的动乱”问题。文化革命是中国内乱史（内讧史）、政变史、争权夺利史、互相倾轧史、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和实质的动乱内容。文化革命典型集中地毕露了我国传统政治的反动与黑暗，也揭示了未来的政治危险。中共关于文革的决议仅仅是政治性的，没有科学价值。只能满足政治需要，不可能也没有为长治久安提供政治营养。
文化革命是我国现代史上最反动最黑暗最专制的一页。一党制是长治久安的大患，也是政体改革的根据，中共如以解放全人类为标榜，就要以改造一党制入手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89民运的客观历史经历就是改造一元化一党体制。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漂亮的政治外壳而共产党连这样的外壳都没有。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动乱的帽子扣到人民头上。人民上街，民主参政，天经地义。由此，可以归纳我国政治革命和平改变反政变的六要件。一是执政党主席或最高领导权威直接发动和领导，二是军队、政府参与，三是动用国家宣传工具和国家政府机关，四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五是宫廷密谋，六是以执政党决议或司法审判法定政变成果。
除文革之外还有1971年迫使林彪集团外逃，1976年江张集团覆灭，1989年5月军事戒严，赵下野。中国的政局治乱在共产党，也乱在共产党。人民依靠上街推倒一个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外历史上没有先例。人民和平请愿导致的政变，是上层运作的最终结果，或者有军队力量作基础。从整体诉求和客观意义上说，非暴力或没有实质准备的口头暴力民主运动，只能是分权政治。89民运即如此。
如同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雅典贵族政体经过梭伦改革后转变为自由农和工商奴隶主经济为基础的城邦人民大会民主制；由于封建主的不断反抗，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西欧王权政体逐渐转变为以工商业、贸易为基础的贵族、骑士、平民的等级君主制。分权制同集权制一样，强化和稳固了那个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权力，弱化和剥夺了旧势力、旧政治，旧经济的权力，只有革命而无反革命意义。欧洲在转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对王朝的忠诚普遍转向对国家的忠诚。法王路易十三拒绝了母后家族利益的要求宣称：我对国家负有更多的义务。君主会腐化，政党会变色，总统毕竟是最大的官僚，只有人民才是永远不变的。如果说，89运动有什么错误和罪过的话，那么请问：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政府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民和历史的错事、蠢事恶事，判错了杀错了整错了那么多人，整死了，淹死了，饿死了那么多人，糟蹋了浪费了挥霍了人民那么多血汗钱，为什么共产党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和罪过却可以永远坐在台上，不许人民弹劾，不许人民真正批评，不许人民反对，而人民有错误，却要加之以反革命罪名，再请问，究竟谁对社会对历史的危害大，谁对人民国家的罪过大？！
对少数人的判决是针对整体人民的，历史将牢记。
6、89事件矛盾激化 冲突升级的责任和原因
如果4·22当局不拒绝学生参加胡耀邦追悼会是否会引发罢课？
如果不发4·26社论是否会有4·27的大示威？
如果政府对话尊重高自联，不排拒高自联是否会引发5·13绝食？
如果没有5·13绝食，学潮是否会正式转为民潮？
如果5·19不戒严，是否会导致上层分裂，体制内精英游离在外，工人罢工？
如果6·4不开枪，坦克不进城，是否会爆发全民抵抗运动？
89民运表现了党、政、军、文、法同人民全面对抗。
6月3日，是五四运动全国工商总罢工的起端，6·4占领广场，是五四恐惧症所致。
发4·26社论，是文革恐惧症所致。
7、89运动的历史依据和时代背景
执政当局从民主墙接过了“改革”与“开放”的旗帜与口号，进入了一个开明的一党政治和开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所谓改革，就是改掉社会主义。
所谓开放，是开放进来资本主义。
对公有制进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改造，我国从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同时实行资本主义。一个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已经在我国形成。这个社会将呈现出公有与私有的两重本质与两重矛盾。同时还有二者之间的融会、渗透与同归。
1 979年之前的共产党，高喊社会主义可能是真话，而1979年之后高喊的社会主义则半是真话，半是骗人。
中国海关凡是能够开进大船、飞进机的地方逐步被海外资本包围。每年吸收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及贷款投放，资本渗透到我国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的每一个毛孔和每一滴血。当局向国外资产者拍卖、租让、抵押国有资产和地方成片开发，许可外国人充任合资企业董事长，国家大量资源和劳动力廉价卖给外人……而政府当局对89民运，86学潮、对民主改革，对人民，却一点自由权利都不让，这不得不使我们记起叶赫那拉氏的一句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有权力有能力出卖祖国的如南宋宰相秦烩，窃国大盗袁世凯、慈禧太后、汪精卫，哪个不是当权统治者？
税收、信贷、利率、价格、债券、股份公司、租赁、信托……凡是农业社会主义没有用过的，凡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又却被重新拾起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关系的经济合同法、继承法、破产法、企业法一个一个地出笼。
游行集会法已经实行。
资产阶级法律关系的结社法、新闻法、出版法、工会法等等当局陆续出台。农村大有扩展趋势的土地买卖、出租、抵押、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切的一切，谁敢抵赖，这不是在“补资本主义”一课？谁敢否认，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我说“资本主义”是从全球而非一国之内的意义上来说的。1949年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
对于一个日新月异天天在变的“社会主义”的生活与概念，对于一个天天在大力向资本主义开放的社会，共产党有什么权力和理由动辙扣人以“反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和帽子？！
你这个社会不过是披上“社会主义”漂亮外衣的新资本主义新殖民地而已。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了，而是超前了。每引进一亿美元投资、每贷进一亿美元借款、每出卖一平方公里国土、每买进一亿美元技术、每拍卖一亿元国有资产、每交换一亿美元商品、都比高喊一万遍“中国不要资本主义”的欺骗更雄辩。改变农业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基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
所谓“渗透、颠覆、演变”完全是当局全面开放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农业社会主义打不过资本主义的结果。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完全是压制民主参政的非法大棒和骗局。列宁在同俄国民粹派长期论战中反复批判过农业社会主义平均制的反动纲领，阐明了农民民主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作用和农民革命的前途与任务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充份发展与迅速发展廓清道路。
在中国，“新资本主义”无疑是列宁主义的理论要求与实践要求。“新资本主义”，应当成为我们──青年自由党人、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成为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公开而明确的旗帜与纲领！而不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贩卖资本主义。也许，“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和经济上行不通，而在历史正义上可以也应当成为一面旗帜。如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的最佳选择。这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民主墙以来反复被提上改革日程的客观历史需求而非精英们强加于中国土地上的外来物。89事件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煽动学潮”。十年来，我国社会改造的土壤深植于农业社会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由之路上。十年来，我国社会改革的渴求源泉在农业社会主义同自由民主主义的剧烈冲突中。
共产党大搞资本主义，人民高呼自由权利，中国革命正是在官民互勉的大道上相得益彰。
社会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物质与文明条件下的演变与发展。同资产阶级民主格格不入的一定是非社会主义的专制与集权。
文化大革命使现代中国人亲历了旧的专制君主制、军政府独裁、军国主义、文化专制、国家农奴制、封建性垄断为何物，也领教农业集权社会主义最黑暗的一章。文化革命是我们认识农业专制社会主义整体制度最完整最彻底的窗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绝非如此。
在前辈共产党人的知识和思维发生困难停止追求探索的地方也是我们青年社会党人思索和善于进取的起点。我们绝不附庸“难得糊涂”的风雅。
共产党创建的并非是无产者的天堂，朱元璋和汉高祖承袭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的旧王朝。
当共产党人正在满怀信心地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厦的时候，毛泽东很快发现了不过是在新废墟上建起了旧房子。资本主义在国际上被再次提到了首位。这种旧制度“回复”的常规性与反复性在我国表现了多种多样的层面。正如老一辈社会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称为“雇佣奴隶制”为什么不可以将人民公社称为“国家村社”、“国有农奴制”，是亚细亚原始公社和旧农奴制的双重遗传变异。
现代国营企业不过是我国历代王朝如宋元明清那样的国家官办工商业的传统与复旧。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没有现实的中苏两国公有制，作为历史遗产，亦势所必然。1949年的革命是十分合理的。
农业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神秘与新鲜之处，这是速成中学。农业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解体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手段得到很大的解放，我国的前途并非是简单的外来的资本主义。更非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农业社会主义是新资本主义内容的发展形式，新资本主义也是农业社会主义内容的利用形式。
农业社会主义的内容借新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新资本主义的内容也借农业社会主义的形式而发展。
我国社会是几十年农业社会主义和千百年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传统选择。这个过程将是大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人类经济史就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相互冲突相互同归的历史。也是二者之间和二者各自间断发展与不间断发展的历史。
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世界工人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的伟大成果与历史奇观是永存的。历代革命者都不无坚定之信仰。信仰并不能取代生活实践。共产党人有权力对农业社会主义抱有信念，但却无权禁止人民的自由思想与批评，更无力阻止民主社会演变的历史逻辑。农业社会主义有权炫耀他的历史功绩，但却无权禁止千百万人和优秀共产党人对它的强权控诉和压制社会民主的崇高理想。
马列主义在一个东方国家沦落为政党集权主义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权的枪口对准人民无产者，农业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产生尖锐对立，这个现实启示我们：战祸不止的中华民国使三民主义在大陆付之流水，并非因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反而会产生强大的工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被旧中国选择的偶然与必然正是农民民主主义的深厚土壤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迫切需求。
如果说马列主义离西方更远，还不如说它离东方更进（都说马列首先在东方实现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离东方更远(又说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没有实现条件)还不如说列宁主义离东方更进，这是确实的。
说马列主义造就了新中国，是因为中国部份地适合它。中国部份适合马列，并不是说，中国必需马列。如果没有马列，中国基本如此。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般进程是中国的根本需要。正如不读西学一概否定西学一样，不研究马列而盲目排斥马列是不对的。马列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还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批评农业社会主义的尖锐理论武器。
“学问及天下之公器”，作为学问的马列主义并不是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任何力量和政党无权对它实行垄断。
8、89事件的矛盾焦点和实质
历史上没有民主参政夺取政权的先例，只能分权（孟德斯鸠），这不仅是原理，也是事实。
一是立法机关内的民主参政，一是立法机关外的民主参政。民主分权的对面是武力夺权。从法国革命到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民主变革没有离开市民、工农或军队的。在一党制框架内鼓吹的“民主化进程”不是民主政治，保持学潮的纯洁性更不是民主政治。革命和渐变同样不可回避，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企图取消其中任何一面都是空想。
人民民主改革运动历来是国家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
89年这场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是：自由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农业集权社会主义的对抗，多元政治同一元政治的对抗，民主参政同司法压迫的对抗，和平请愿同武力平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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