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同胞，特别是国内外的许多民运人士，当89年六四屠杀过后，都预言中共统治集团将很快垮台；91年苏联东欧巨变后，又预言中共统治集团也将很快面临相似的结局；然而，10 年过去了，中共统治集团还是没有垮；如今，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的南斯拉夫终于完蛋了，大家又热血沸腾起来，以为中共将象米洛舍维奇政权一样崩溃！然而，基于中国人身上所沉淀的奇特的素质，我看中共统治集团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完蛋。我们先以点带面地从下面两个有关国运转折关头的疑问思考入手。
（一）八九年在北京戒严前夕，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就要完蛋了，他也知道整个国家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命运都同时处于十字路口；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整个民族，他当时都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是退缩，第二是勇敢地站到人民一边来。第一种选择，是明哲保身的乌龟，说得严重点，是懦弱、怯弱，也许人们会责怪我不应该过高要求他，可是，对于身处那个位置的人来说，这种要求不高--谁叫你处在那个位置上呢？第二种选择，则需要勇敢，需要有超脱于生死之外的胆量，而这样做，他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将是光明的。然而，赵紫阳作出的是第一种选择。而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则作出了与赵紫阳相反的选择。这是为什么？
相信大家还都记得赵紫阳带着眼泪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出的话：
“我们来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
设想他破釜沉舟，说出下面的话，他在人类历史的地位要高出多少：
“同学们，我今天就不走了，。。。和你们一起绝食！”
[ 历史就是历史，过去了的，一去不返。后人只能评点、感叹。]
（二）在八九年那场席卷共产国家的政治风暴中，中共统治集团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动用坦克、装甲车来对付人民和平请愿的最邪恶的统治集团（此前，只有拿破仑用大炮轰击过街头的起义者），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的统治者会邪恶、残忍到这种程度--连起码的良心底线都不存在了？在这场大屠杀中，中国士兵那么乖乖地执行屠杀人民的命令，连起码的血性和判断力都没有，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士兵则拒绝执行独裁者的命令，相反，它们掉转枪口，推翻共产专制？这是为什么？
社会的发展，其本质的内核实际上是人的发展。不可否认，在平常时期，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制度的作用，是制度的运作对人的全方位影响。但是，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人的内在精神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在那个关键时刻，从该民族文化的长期熏陶中产生出来的、处于浪尖上的风头人物的精神素质和广大民众的精神素质是相当关键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式、前途和希望，我们也许得不出比较乐观的结论。
在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的共产政权垮台之后，也许许多的中国人也在设想，就象王炳章先生所设想的一样：下次我们也要象南国人民一样占领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央电视台，推翻共产政权。这样，问题也就出来了：第一，在北京居住的那些中国人有这样的勇气吗？第二，江泽民这个早已丧尽天良的人面魔鬼在那一时刻会良心发现，从而放弃他那延误了中国的命运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护身符吗？第三，如果江泽民下令军队去消灭示威队伍，中国的军队会拒绝执行呢还是会继续屠杀人民？
毫无疑问，在苏东和南国革命的影响下，大家是乐观的一边倒，以为中国的独裁者也会象苏东和南国的独裁者一样向人民妥协，尊重人民的选择；以为中国的人民也会象苏东和南国的人民那样勇敢和不怕死；以为中国军队也会象苏东和南国的军队那样有头脑和判断力。我不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的话，也有另外两种更大的可能性：第一，中共统治集团在关键时刻将会采取比八九年更狡猾的策略，即采取收买的策略，在危机时刻暗中巧妙地收买反对派头面人物，这会使变革的机会流产，就象南国革命成功前的教训一样。而中国人中，能被收买的人绝不在少数，无论是读过书的还是没有读过书的。经过唯物主义无神论五十年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在关键时刻，能够真正超脱于生死和名利的人已经很少了，就是有，这样的人能够碰巧处于那个位置的几率也是太小。而且，中国人历来是玩弄厚黑之道的翘楚，这种伎俩它们会玩得很漂亮；第二，在警告和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江泽民将果断地下令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而军队很有可能象八九年一样照样杀人，因为中国的士兵是由小学生和初中生组成的，而军队一杀人，中国的民众将很快象八九年一样，马上从街头消失。毕竟，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胆小。别以为民主大潮浩浩荡荡，江泽民不敢镇压，八九年后，江泽民集团就已经开始着手在北京街头的各个战略要地部署好了强有力的武装镇压设施，防止八九年的暴乱出现，而且中共集团在八九后已经下发了一个内部文件：如果下次爆发动乱，示威人群冲击国家机关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话，守卫这些机构的武警部队立即开枪镇压，决不手软；也别以为中国军队下次肯定会掉转枪口，会站到人民一边。只要我们对中国的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所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的灵魂略微思考一下，我们认为再次发生惨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历史是由人写的，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写就的。因此，那些在转折关头写历史的人（包括统治者和革命者），他们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素养，对转折关头的历史书写，就相当重要。我之所以对下一场中国的民主运动能否一举成功抱悲观态度，就是缘于我对中国的统治者和民众灵魂深处的那种素质深表担忧。在这点上，我比较同意綦彦臣、吴稼祥两位的看法。
吴稼祥最近在海外媒体上发表的探讨中国未来变革的道路之文章中、綦彦臣在《中国的崩溃》一书序言的末尾，都不约而同地感到：面对目前这种经过了共产无神论长达半个世纪统治之久的“国民”（就算他们还算“人”吧），他们最后似乎都有些绝望，綦彦臣先生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对读书人进行心灵解毒和思想启蒙。的确，在目前的中国，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退化到“非人”的动物状态了。邪恶、野蛮、冷血、极端自私、绝不宽容、妥协，连起码的是非、善恶、好坏的意识都没有了，这些毒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骨髓里和血液中去了。五千年来，中国基本上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神论的、有真正信仰的国度，这样，与生俱来的那种朴素的良知就不可能在国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扎根。一个仅仅具有一点朴素的良知而没有由信仰所塑造出来的良知的民族，其最大本性就是缺乏真诚和没有原则，在面临名利、生死的考验时，比较容易被收买（这可能是中国的汉奸特别多的原因），在涉及一己之利时，可以不顾一切，任何事情都作得出来；在冲突面前采取绝不妥协的零和原则：你死我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整个一部中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一部血腥的零和搏奕的记录吗？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商鞅变法，又有哪一次和平变革成功了呢？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过一次妥协的记录吗？这样的国民，也许平时也会表达每些义愤，然而，一旦他掌握了权力，他马上就会从一个善良的人蜕变为一个魔鬼。笔者曾与某媒体的一个采访部主任交流，他说他现在反对共党，但他说，如果他当了共党的部长级大官，他就要对反对共党的人进行彻底的镇压。某高校的副系主任说，他现在无权，如果他当了国家主席，他也要腐败，不能实行民主。象这样的读书人，在当今在中国不在少数。的确，权力不受制约的行使所展示出来的巨大诱惑，已经消解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灵深处那仅存的、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最后一点良知，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精英的读书人（不管他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毫无良知、毫无灵魂了，那么，我们还能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会作出惊人之举吗--统治者作出妥协、反对派精英则舍生忘死地豁出去？
普卢塔克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要远远大于其他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就更是如此。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更是地球上的一个怪物。历朝历代，邪恶承传，到了共产专制，几乎成了魔鬼。面对这样的统治者和这样的被统治者，我估计，未来中国的变革不会象苏联，东欧、南国、印尼那么容易，中国的共魔不会愿意主动交权，不会向人民妥协的。而由农民子弟组成的共产文盲士兵，只要统治者给他们许以高官和重赏，他们将很乐意用鲜血换自己的荣华富贵，即使为此下地狱也不在乎。中国很可能会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才能完成变革。中国不同于他国的地方还在于：中国的专制统治罪恶太大、苦难太重、积恶太多、仇恨太深。因此，中国的变革将会很艰难和更具爆炸性。让我们乐观起来的理由实在不多。伏契克说：“孩子们，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要警惕啊！”无疑，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的话，首先要准备流大血。中国的自由之树必定要用中国几千年来的罪恶所流出的鲜血来浇灌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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