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
 

一个死刑犯眼中的中共

辉发河水

【人民报消息】阿梁是我的狱友,其他的犯人看不到他跟随我的时候,经常问我:“你的保镖呢,你的警卫员怎么没有跟着你?”,我回答“那是我的领导”。从我到监狱的第一天起,阿梁就与我形影相随,基本上是一天24小时在一起,吃饭、睡觉、上厕所,无时不在。白天在工厂监工,他要竭尽全力限制我的活动范围,防止其他犯人与我说话,交流。每天晚上还要将我一天都干了什么,与谁说话了,说了什么,全部记录下来,及时向监狱的警察汇报。在我到监狱的初期,偶尔有人与我说几句话,第二天马上就会有警察找其谈心,结果相当长一段时期没有人敢与我讲话,与我讲话的除了阿梁这样的明探,就是警察十分信任的暗探(又称为眼线)。

阿梁担任监房的组长,负责监房的卫生和秩序,还是分监区改积会(改造积极份子委员会)成员,有权力对各监房的情况提出管理意见。一次,我们监房的一个新到的小伙子,早上忘了将漱口杯摆放整齐,被阿梁发现,他马上汇报给了主管的警察。我与他说,只是个小孩子,晚上回来说一下就行了。阿梁说就是这些新来的,我上次说他他还不服气,就得让他们吃点苦头,要不然记不住。按监狱规定,卫生不好,要扣分,扣分后就要减少每月购买食品的金额,扣分多了就只能购买日用品。而且,一旦扣分,不管当天什么时间劳动结束,都要抄写“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有的人甚至要抄写到午夜12点以后。即便如此,阿梁仍不满意,多次与警察建议,不要让违规的人抄写“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内容太少,抄写“监狱积分考核办法”最好,一遍就要用去2、3个小时。

阿梁的信条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报负的。他一方面向警察及时汇报别人和分监区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在监狱的劳动生产等各方面都积极表现。犯人的话就是会“敲边”,会“抢镜头”,因此,监狱的警察都对其很信任。监狱要求每星期要写周记,即一个星期的自我总结,每月要写一次思想汇报。平时每天必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经常有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学习。对于一般人来讲,每天的劳动已经够人难过的了,一有空闲还要学这学那,而又都是些假、大、空的东西,其实就是让人放弃思考,成为劳动的机器。阿梁在这种环境中游刃有余,成为犯人积极改造的典型,经常受到表扬,来到监狱两年就拿到了改造积极份子,减了一次刑。他自己的思想汇报也不断地说自己要踏实改造,重新做人,积极靠拢党和政府等等。

一次,我看到他用药膏涂抹长疮的头顶,然后又涂抹生癣的脚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真的是头顶长疮,脚底冒脓,坏到底了!是不是坏到骨子里了?”他听了很生气,反驳我说“我坏!我也没有共产党坏,我不过是个小流氓,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大流氓!我说的话十句有九句都是假的,可能还有一句半句是真的;共产党的话十句有十一句是假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共产党的一句话骗你两次三次的,你还会相信。再说了,我今天的这一套,全是跟共产党学的。我不是好人,我就是要做坏人。共产党让你相信他是好人,然后把你卖了,你还在替他数钞票呢。”

从一个小学都没毕业,天天说拥护党和政府踏实改造,唱歌也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犯人口中说出这番话,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陆续给我讲了他三十多年的铁窗生涯,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与思考。

“我上到小学还没念完时,文革就开始了,我就开始在社会上游荡,那时只有十多岁,后来,居委会那些人看我经常在街上乱逛,晚上又回去得很晚,就经常到我家里找我,我觉得烦,干脆躲出去,经常不回家。1972年,那年我17岁,有一次我回家,被他们发现了,结果被送到派出所,说我经常和坏人在一起,危害社会,就将我送到了上海的崇明强制劳动,其实就和劳动教养差不多。最开始是强劳一年,在那要干很多重体力劳动,挖沟、开渠、种地,吃的又不好,我就经常逃走。最后,给我加到了三年。到1975年我才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也没有工作,只好在社会上胡混,有一次,我到南通去玩,那时到哪都要有介绍信之类的东西,不能到处随便走的,结果我被当成盲流,关到了公安局的遣送站里边,每天只给一个窝头,好的时候两个窝头,3个月的时间我没洗过澡、洗过脸、刷过牙。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上海后,我气愤难消,想起在公安局他们将我吊起来打我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柜子放了很多没收来的钱。过了些天,我就跑到南通,将公安局给偷了,前后我到那偷了两次。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出事,将我说出来,我被判了7年徒刑。”

“1976年,我开始在提篮桥监狱吃官司,你看现在监狱里用用电警棍,所有的人都没声音了。我在提篮桥的时候,什么吊在铁门上,死人床,开飞机,招式多的是,我都经历过,有很多人被吊完了,怕痛,不活动,不是胳膊就是腿就残废了,我每次被折磨完不管多痛都及时活动,那时年纪轻,还好没留下后遗症。上海监狱的各种整人的办法都是从提篮桥学的。那时候,提篮桥关的最多的是政治犯,一些老头子,文化水平很高,我今天认识的字就是与我关在一起的老头教我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有这句话吧?”

“1983年我刑满出狱,已经快30岁了,依然没有工作,除了被歧视是没有人理的。我也想自己做点小生意什么的,混口饭吃,可是一点本钱也没有。那时我有几个亲戚在浙江倒卖轴承,有风险但赚钱。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弄够钱,做正经生意。我就在一个晚上跑到上海一个轴承厂的仓库,找到了他们要的轴承。但东西太重,又多,我拿不走,只好先将东西藏在了下水道里边。第二天晚上找了个朋友帮我运走了。结果没几天,我这个朋友因为其它事被抓住了,他为了活命,将我点掉了。”

“这样我出来后,没几个月又进了看守所,83年正赶上严打,全都是从重、从快处理,一审判下来,就判了个死刑。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怎么也没想到偷了2万块钱的轴承,就将命搭上了,那真的是绝望。可能那时枪毙的人实在太多了,在我上诉到上海市高院的时候,中央下达了新的文件要求减少死刑,二个月后,我在高院裁定为死缓。到鬼门关走了一圈,命是保住了。”

“我在提篮桥待了几个月,84年被发配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八年。在农场干活,那边的条件就不用说了。但要是混得好,可以经常到团部转一圈,也可以到外边买老酒,买吃的。当然孝敬值班的警察,看门的警察是应该的,否则有好果子吃了。当地老百姓都说,最坏的是监狱里的警察,专门指使犯人出来干坏事,出事了是犯人不服从管理,没事吗,警察捞好处。然后是武警和当兵的,其次是我们这些犯人。”

“你们这些有点知识的人,还老讲什么法律,哪有什么法律,他们嘴大,你嘴小。中队里中队长就是法律,监狱里监狱长就是法律。不服气,就弄你,你觉得你有理,他违法,就搞你了,怎么的吧?看到我身上的疤痕了吗?这些就是代价。中国的法律都是骗人的,监狱里更不用说了,你也看到了,即使你有理,但所有的旁证材料都写的是你没理,你有办法吗?谁来调查都没用的。”

“2002年初,我从新疆假释回到了上海,我原来住的地方早就拆迁了,我是一无所有,没收入,没地方住,父母也将近80岁了。我就到居委会、安置办去闹,当年拆迁的时候,我父母说我在新疆,刑满释放还要回来,拆迁办和居委会不相信,说我早就被枪毙了。我父母还让我在监狱里找人开了证明再配上照片确认有我这个人,可他们还不相信,所以拆迁就没我的份。后来好像在上海要开什么会,我吓他们再不给我解决,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最后,好歹给我弄了个一居室,算借给我住。其实,这些年他们拆迁没算我的人头,已经赚了几个一居室了。”

“我自己没收入,只好吃低保,而且吃低保就不能用空调,不能有电冰箱,反正有很多限制条件,在上海,几百块钱,你说我怎么活吧?现在这个社会,做正当生意赚钱很难的,除非你有背景,还要有第一桶金作基础。要不然就是走黑道的。刚回来时我就帮一个朋友打点洗头房,其实就是妓院。后来,我一想要是出了事情,我还要替别人吃官司,还不如给自己干,就开始卖大烟(毒品)。我运气不好,没干多长时间,2003年就被抓住了,不过将我勾出来的人是个警察,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只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诉我,120多克判了我8年,再加上假释的余刑两年,共10年。”

“你不要以为我真的积极改造,那都是骗他们的,给共产党干事,没好处谁干呀,我不表现谁给我减刑,共产党就是大骗子,从上到下说话都没有算数的,你要相信了共产党咋死的都不知道,对付他们就得骗,他们也知道你说的是假的,他们就喜欢假话。在中国说真话肯定没好下场的!你看监狱的什么955还是595工程,犯人的文化课考试、技术考试有几个是自己考出来的?不都是找人替考吗?甚至全国的自学考试都替考?还有什么95%矫正率,只要进了这扇铁门的,10个有九个还会再来的,这里是坏蛋培训中心,好人到了这都得变坏,坏人就更坏。你也看到了,社会上很黑暗,这里不知比社会上黑暗多少倍,什么“监狱法”、“公平、公正、公开”那都是给外边人看的。”

“我以后怎么办,我就是要争取早点出去,你知道我一天能干多少事呀?我已经给共产党干了30多年了,我准备出去后,干场大的(指贩毒),钱挣够了就好好养老,安度余生。被抓住了,就到监狱里‘养老’。现在都时兴互联网,你有时间的话,教教我这方面知识,怎么样?我准备通过网络来卖我的小包装(毒品),到时候,我的网名就叫大烟,或卖大烟,你要看到这名字就是我,别忘了和我联系。我们这些贩毒的不是好人,吸毒的也不是好人,他自己愿意买,我们又没逼着他买。再说,要讲危害的话我们只影响个人,那些共产党的贪官危害的是国家,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就像陈良宇吧,以各种名目拿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就算他抓起来了吃官司,也是在监狱里享受高官待遇,跟我们吃官司完全两回事,呆个几年弄个保外就医什么的就出去了。这时候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以前在新疆经常在晚上听国外的电台,我觉着那些报导比国内的真实,至少关于新疆的事和监狱里的事,我相信是真实的。你看这些年监狱的管理表面上文明了许多,外电的报导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你出去后有机会的话也要讲讲监狱里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在监狱的日子会更好过点。”

我离开监狱已经半年多了,但我仍会想起与我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阿梁,想起他的灰色人生,想起他是怎样从顽劣少年成长为十恶不赦的铁杆罪犯,想起他那说不完的牢狱生涯,想起他说过的真实而又无奈的话语,更会想起他眼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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