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9日，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北京。(法新社)

　　六四快十五週年了。我懷念趙紫陽，祝他平安，祝他健康。他今年該八十五歲高齡了。

　　現在有許多大學生沒有聽說過趙紫陽，只知道有「三個代表」。但在二十多年前，沒有上過學的農民也懂得「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臨危受命主持經濟改革

　　趙紫陽不是種糧食的專家，但是他了解農民。他知道，地，是農民種的，不是黨的領導種的；黨的領導沒有資格對農民指手畫腳；農民有權力得到生產的手段和種地的自主權。他當總理後不久，大概是一九八○年吧，路過河南省蘭考縣，農民向他訴苦：「這麼好的沙土地，領導不讓我們種落（花）生，偏要我們種糧食，怎麼能不窮！」紫陽回到北京，感慨萬千：「農民是被瞎指揮搞窮的。」

　　紫陽說話，總是那麼明確，又那麼有分寸。他不說「農民是被領導搞窮的」，更不說「是被共產黨搞窮的」。他的風格是，準確，明白，心平氣和。你聽：「農民是被瞎指揮搞窮的。」

　　整個中國就是被瞎指揮搞窮的。文化大革命是瞎指揮。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瞎指揮。似乎有些「理論依據」的公有化、計劃經濟、統購統銷，其實也是瞎指揮。趙紫陽是在「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時刻，臨危受命，主持經濟工作的。出路何在？出路在改革。

　　在經濟改革業已進行了幾年之後，「改甚麼」的問題，似乎應該很明確，但有人仍然不明確。一次，趙紫陽請政治局委員兼計委主任到家裏談天，在輕鬆的交談中，紫陽問：「經濟體制改革，是改甚麼的？」計委主任「啊 ...... 」了一聲；紫陽笑著，自己接著說，「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這樣尖銳的意見，出之於無拘束的個別交談，其中的緣由，我估計，是希望計委主任在適當的時機能夠自己提出來解決。紫陽就是那麼明白，又那麼隨和。

　　隨和不是模棱兩可。一九八七年底或一九八八年初，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對外開放事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甚麼差別？紫陽說：「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用『商品經濟』的提法，是爲了減少震動，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兩個說法，一個意思。」紫陽在另一個場合又說，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範疇和手段，包括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等，我們都應該學習。後來有人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某某人九十年代的新發明，這也難怪，因爲說這種話的人，對八十年代的情況很陌生。

　　對紫陽來說，不懂就是不懂。有的人有一種習慣：一旦得志，立即無所不爲，藉以顯示自己無所不能。紫陽沒有裝腔作勢的習慣，不屑不懂裝懂。有的人階級鬥爭水平特別高，凡事愛問「姓資姓社」，以便高舉意識形態的棍子打人。總書記趙紫陽在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會上老老實實提出一個根本問題向在座的常委們請教：「甚麼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他自己則老老實實，坦然而陳：「我說不清楚。」趙紫陽是一位徹底實事求是的政治家。自從中國有共產黨以來，這樣真誠的人有幾個？

　　黨內黨外，了解八十年代歷史的人，有真誠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趙紫陽││發自內心的敬重，被壓在心底的敬重。

勉爲其難挑起兩副擔子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後，中共中央分工，總書記胡耀邦抓政治；總理趙紫陽抓經濟。一九八七年初，老人們決定廢黜胡耀邦，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紫陽固辭，「我的志趣在經濟改革」，又說「我不是當總書記的料。」老人們要紫陽兩副擔子一起挑，非挑不可：總書記的擔子，叫紫陽挑；別人接任總理後，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擔子，仍然必須由紫陽挑。這種「分工」是史無前例的。紫陽勉爲其難，但也遊刃有餘。左派們已經提出了「撥亂反正」的口號，想乘機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越刮越大，刮掉改革開放。紫陽舉重若輕，五月十三日在懷仁堂找了主管意識形態的、左中右各種觀點的、大約一千名左右負責幹部開會。紫陽作報告，問大家，「把經濟搞亂了，誰負責任？」會後討論，左派們誰都不敢負責任，不敢應答。「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無疾而終，經濟改革繼續發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議事日程。一九八七年，共產黨開十三大，趙紫陽正式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會後，他健步走到記者羣中，接受自由採訪。一位外國記者問他，上任後準備幹甚麼？他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的題目，是鄧小平一九八六年提出來請趙紫陽解答的。鄧著眼於提高效率││從黨政分開，到精簡機構，改進作風，克服官僚主義，目的是把生產搞上去，別叫「翻兩番」落空。趙紫陽豈不知道效率的重要，但看得比鄧小平遠。趙紫陽的著眼點是國家的長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與人之間的良好的關係，從根本上剷除再鬧文化大革命的條件。紫陽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總體設想，鄧小平批示同意，但叮囑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紫陽把鄧小平這句話加了進去；除此以外，當然一字不改。他切切實實關心老百姓「要吃糧」的問題，也切切實實關心老百姓要自由要公民權的問題││後來，有的人，在解決「吃糧」問題上乏善可陳，卻成天在喊「生存權第一」，企圖用生存權壓倒民主權，對於這種人，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如何評論！

　　毛澤東留下了一套盤根錯節的制度，據說是傳家寶，命根子，動不得的。趙紫陽黨性很強，我和他相處十年，從來沒有聽他講過要「取消」黨的領導。但他的人民性更強。進入總書記崗位之後，他多方徵求意見：怎樣「改進」和「改造」黨的工作？有人一聽「改造」就反感，紫陽向他們耐心解釋，「毛主席整頓三風，不也說『改造我們的學習』麼 ...... 」

　　毛澤東規定了「第一書記掛帥」的制度。趙紫陽不敢苟同，他給自己規定的職責是：「總書記就是祕書長」。長期以來，起碼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黨的領導機關的會，由毛澤東隨心所欲，想開就開，不想開就不開。胡耀邦加以改進，但來不及形成制度，必須請示老人們拍板。趙紫陽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立了規矩。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趙紫陽的建議，確立了中央全會每年必須開兩次、政治局會議每兩月至少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須開一次的例會制度，確立了決定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表決的制度，也確立了政治局開會必須發佈新聞的制度。例會就是例會，任何人不得推延，非開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違反，非執行不可。趙紫陽當總書記時，我記得沒有一次例外。第三代核心一上臺，也許是爲了和趙紫陽劃清界限吧，這些由政治局確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約束力，被扔到垃圾桶裏去了。十五年後，我注意到，十六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似乎想效法十三屆政治局，從頭建立某些制度，撫今思昔，多少有點感慨。

在不事喧譁中改造和創立

　　中國社會的最大的制度，總制度，是毛澤東定下來的，叫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從擔任代理總書記時起，紫陽一步一步，一點一點，不事喧譁，改造了一些舊規矩，創立了一些新規矩。

　　湖南駐軍和學生髮生矛盾，公檢法要求向常委彙報情況。彙報後，公檢法請常委定調子：判甚麼刑？趙紫陽說：「你們公檢法，應該自己依法辦案。常委對你們的要求是『依法』二字。這就是調子。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調子。今後常委也不討論量刑。」作爲政治局常委政治祕書的我，在記憶中，趙紫陽任內，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沒有辦過一個「案」，沒有討論過一個政治犯的案子，一個也沒有。

　　「理論案子」倒是討論過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有人以「中紀委」名義起草了對若干位黨員的處分決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議開除社會科學研究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的黨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認馬列主義是科學的科學。」當時我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認有『科學的科學』。」紫陽問列席的中宣部長：經典作家對「科學的科學」持甚麼觀點？中宣部長從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時列席的有兩位老理論家，不約而同，似乎碰巧都沒有聽見，緊閉嘴巴，不幫年輕人解圍。紫陽說，「既然沒有弄清楚，常委怎麼能批？不要鬧出笑話來。你們這些決定，今天不討論了。」（接著，中紀委的一位負責人要我轉告紫陽，中紀委沒有受理、沒有起草這些處分決定，所有這些稿子統統是一位老理論家自行主持，請幾個秀才寫出來的。）這件事之後，在中央辦公廳安排的常委議程上，從此沒有「理論案子」了。

　　電影《芙蓉鎮》拍好後，黨內有說好的，有說壞的，爭議很大，一位書記請趙紫陽指示。紫陽說，「我們『看』電影，不『審查』電影。如果要我們『指示』，我們只好從此不看電影。」於是又開了風氣：政治局、常委、書記處不管文藝作品的審查。

　　中央開了不管判刑的風氣，不因理論整人的風氣，不審查文藝作品的風氣，在全黨所起的示範作用，不言而喻。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企業黨委在企業中的地位不明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強黨的領導」爲目的羣衆運動和黨內鬥爭，特別是經過文革，企業黨委在企業中的絕對領導根深柢固。經濟改革要求企業建立「法人制度」。許多黨委書記願意保持領導權力，不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紫陽建議政治局通過決議：作爲法人代表的廠長，是企業活動的中心人物。決議通過了，中國的企業制度從此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發生變化。

　　中共的「黨組」，不同於蘇共以及共產國際時期的「黨團」，是個非常有特色的組織。根據十二屆七中全會決議，大多數黨組應該有步驟地撤銷。一九八九年前，中組部本來正在落實撤銷黨組。後來的變化，我不知道，但也可想而知。

　　趙紫陽下臺後，許多事情不是前進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作爲局外人，我孤陋寡聞。既然「三個代表」歡迎紅色資本家入黨，黨委對企業的領導大概沒有機會捲土重來；但是，黨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判刑，黨管新聞出版的審查和封殺，恐怕早已成爲「穩定壓倒一切」的核心內容了吧。

學生的心情和主張 是和我們相同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學生悼念胡耀邦，進而發展爲要民主，反腐敗的學潮。這是自發的，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鄧小平、李鵬沒有料到，趙紫陽也沒有料到。順便說一下，二月十六日，趙紫陽還在同書記處全體成員一起，聽取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關於廉政建設的彙報。針對政府機構普遍而又經常發生的利用權力敲詐勒索的劣跡，書記處要求各級政府機關爲人民辦事，必須建立透明的辦事制度，必須把辦事結果公諸於衆，保證社會輿論得以監督政府。這條消息，登在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現在也許還能查得到。

　　胡耀邦是在四月八日討論教育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發病的。那天上午開會不久，耀邦伏案舉手示意，「紫陽同志，我心臟不大舒服 ...... 」，紫陽當即委託中央辦公廳主任組織中央保健處和北京醫院搶救。搶救是成功的。不幸，四月十五日，病情猝然惡化，耀邦與世長辭。

　　全國人民都很悲痛。遵循悼念周恩來的先例，學生們默默地走向天安門廣場。一九七七年悼念周恩來，與其說是哭周，不如說是厭毛。一九八九年悼念胡耀邦，情況更復雜。耀邦不僅是前總書記，也不僅是平反千千萬萬冤假錯案的主持人，而且是因得罪鄧小平而被廢黜的政治家；而鄧小平則和毛澤東有些不同，學生對他有好感也有不滿。悼念耀邦，不可能不反映人心天平上的某些因素。對有的人，也許這是激起甜酸和苦辣、惱羞成怒的時刻。對有的人，也許這是造謠挑撥、雞狗昇天的良機。中央機關許多工作人員深爲不安，似乎這是一個不可測的黑洞，不知道會出甚麼事。學生天真純潔，義無反顧，渴望把自己的激情、憂慮和主張傾吐出來。

　　給學生戴帽子容易得很。從毛澤東時代起，只有共產黨領袖自己策劃的羣衆活動，如鬥倒批臭國家主席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類的羣衆集會，才是合法的，革命的；否則，便被各級黨委稱爲「羣衆鬧事」，一定是「一小撮」，起碼是「別有用心」，很可能是「有人操縱」。把所謂「羣衆鬧事」定爲「反革命」「敵我矛盾」，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說得上是中國的家常便飯。

趙紫陽不贊成這種激化矛盾的方針。一開始他就冷靜地明確地指出：學生悼念耀邦的心情，是和我們相同的；學生反腐敗要民主的主張，也是和我們相同的。四月二十一日追悼會後，紫陽建議三條：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應該勸學生復課；二、組織協商對話，解決學生提出的種種要求，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三、避免流血，只要不發生打砸搶燒，就不應該採取強制手段。這三條，常委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陽訪朝，李鵬送行，李問趙「還有甚麼事情？」紫陽說，就這三條。人們從當時播放的電視新聞可以看到這樣的鏡頭：紫陽上了火車，隔著車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許在說「拜託」吧。接下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趙走後，李鵬找鄧小平彙報，鄧小平一句話定性，人民日報發社論「反對動亂」，形勢急轉直下。

在絕對權力失去理性時敲向警鐘

　　趙紫陽四月三十日下午從北朝鮮回來，力挽狂瀾。五月一日上午開常委會，通報情況，交換意見。五月三日，紫陽發表五四運動七十週年講話，學生的反應是積極的，局勢開始緩和。五月四日，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代表時，趙紫陽從維護中國的投資環境，談到學潮，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這一原則性的主張，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鵬）說好，一名不說話的常委，當時也沒有說「不好」；列席常委會的國家主席和人大委員長都贊成；學生贊成；社會各界普贊成。在這個基礎上，五月八日常委開會，十日政治局開會，批准了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開展社會各界協商對話的具體建議。人大委員長召集副委員長開會，全體積極支持這一建議。事後，軍委主席鄧小平本人，也當著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面，告訴總書記趙紫陽：「都同意」。如果我沒有記錯，十位身經百戰的上將，憂國憂民，聯名向軍委主席上書，要求務必冷靜處理學潮。多麼一致的共識！多麼好的形勢！多麼有希望的中國！

　　後來的領導人，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趙紫陽的行爲是支持動亂和分裂黨。我不知道這種指控有甚麼根據。但是，我當然知道這種指控已經把政治局及其常委置於何地，因爲政治局及其常委明明通過了趙紫陽的建議；我當然知道這種指控已經把國家主席楊尚昆、人大委員長萬里和全體副委員長置於何地，因爲趙紫陽的建議確實得到他們的有力支持；我當然知道這種指控已經把軍委主席鄧小平置於何地，因爲僅僅在幾天以前，他還親口對趙紫陽明確表示：「都同意！」我也當然知道這種指控實質上已經把共和國置於何地，因爲趙紫陽的主張，恰恰就是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

　　風雲突變的日子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國家主席開會。我對這次會議的情況一無所知。我從電視上知道，北京戒嚴了。我是在沒有任何合法機關作出合法決定的情況下，被非法抓進監獄的。後來，我在監獄中看報，報上說，學生的罪名由「動亂」升級成爲「暴亂」了。報上發出鄧小平嘉獎共和國「平暴」英雄的消息。報上登了李鵬的「重要講話」，宣佈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但報上又說要「審查」││原來如此，先「宣佈罪行」，然後再「審查」。不健忘的人大概會記得，彭德懷和劉少奇受到的，也是和趙紫陽同樣的待遇。爲了國家穩定，爲了黨的團結，必須踐踏憲法，必須歪曲歷史。這是中國特色。

　　趙紫陽的名字，當時只是被抹黑，沒有被刮掉。十五年前，聲討趙紫陽是黨的喉舌的最強音：聲討他反對武力鎮壓，聲討他同情學生和市民，聲討他對民主與法制的執著，聲討他對政治改革的實踐，聲討他試圖改造某些根本制度性的弊端，甚至聲討他對經濟改革的貢獻。後來，有的人越變越聰明了，大概發覺與其聲討，不如遺忘，遺忘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持者，遺忘他是政治改革方案的草創者，遺忘他是民主與法制的維護者，遺忘他是中共歷史上第一位面對黨內強權敢於義無反顧堅持自己主張的領袖。於是「三個代表」終於作出了決策：刮掉歷史！刮掉趙紫陽的名字。因爲當絕對權力失去理性的時候，是趙紫陽向國人敲向了警鐘。

　　名字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民主和理性在中國的命運，趙紫陽已經爲它獻出了一切，這是他最後的追求，終極的追求。我了解趙紫陽。明白，寬厚，一位可敬的長者，快八十五歲了，被軟禁在衚衕之中。「三個代表」提心吊膽，寢食不安，非把他的名字從中國人的心上刮掉不可。這些人的算盤，其實是想阻擋十四億人邁上通向現代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大道。

二○○四年四月九日

【附註】：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已被莊嚴地載入中國憲法。從三月十日開始，有人［可能是背著黨國領導］嘲弄憲法，收了我使用國有電訊設施的費用，卻侵犯了我打電話和上互聯網的權利，破壞了媒體對我採訪的可能。但願這篇文字能夠有所彌補，使我多少得以履行發表言論的公民權。

（《開放》2004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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