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铭先生说，“将来你可以对自己的子孙说，我们曾经出了一分力，正是因为我们当初上街游行，致使政府修改了或者撤销了23条。退一万步，就算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你至少可以跟他们说我们当时尽力了，在别人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坐在家里打麻将。”

许多听众打来电话参与讨论。黄姓听众说，我想跟李议员说几句话。你是忧国忧民的，香港幸亏有你这样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不希望你成为悲剧人物，因为你这个角色很辛苦。希望你多多保重。

以下是越洋电话采访与脱口秀全文。

主持人：香港23条立法的进展如何？似乎进展的很迅速？

李：已定于7月9日在立法会辩论，之后投票表决。看现今立法会的成员组成，肯定通过无疑。这次立法真可谓进展神速。中国当初立国安法用了十年的时间去立一条法律，我们香港这次有8条法案，每条都很敏感，而政府却要求立法会在五个月内完成立法，这五个月里面还包括了咨询市民的时间。政府在最后一次草委会的会议上仍然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了，反复修改，都乱套了。因为内容太多，而且有些是国际上没有先例的，有时甚至不让大律师出席，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让大律师出庭。香港政府明明知道这样不行，但却硬说行。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机会去问，政府已经说通过了。当然，保皇党是不管这个的，一概举手赞成就是了，但这样草草立法会严重伤害香港人的利益。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和立法会完全不负责任，不顾民意。反对23条的人在香港社会上肯定是大多数，但在议会里却是少数，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香港《信报》今天以大幅标题刊登了《文汇报》前副总编辑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真正爱国者不会支持23条”。另外前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刘锐绍先生也撰文说， “现在本港的左派人士，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便是假左派。”

主持人：23条立法对香港和内地最严重的威胁在哪？

李：前段时间在华盛顿与王丹一起上了“自由亚洲”的一个节目，很多大陆的听众打电话进来，其中一个听众说：“李先生，23条你们一定要坚定你们的立场。香港是我们中国人自由的最后防线，守住这个阵地我们就有希望，如果守不住我们就惨了。”我听了这番话很感动，我们不仅要考虑香港人的利益，我们不能太自私，如果我们扪著良心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让中央开心，让特首开心而支持立法，会令我们在大陆的十三亿同胞都失去了自由的希望。

主持人：关于香港人对23条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香港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大部分香港人支持23条立法，是否属实？

李：这是政府炮制的大谎言，政府玩弄这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政府搞的是一人一信，我们是在街头让民众签名。尽管在街头签名的人很多，但政府事后只以一人一信为准，于是得出了“大部分人赞成，少数人发对”的结论，这是政府深思熟虑，与左派联手炮制的一个大谎言，歪曲香港民意，欺骗国际社会。

王姓听众：我知道李先生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付出了很多，……但首先应该加强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教育。

李：其实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很浓，民主的诉求也很清晰。近十年来每一次民意调查都显示有3分之2的香港人要求尽快通过民主的方法产生特首和立法委员，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这部分的人数一直上升，只是特区政府一直拖著。香港人知道民主选举未必能选出一个最好的特首 ，但至少可以不让不好的特首连任。现在的特首如此令人失望，市民、工商界人士背地里都在骂，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制度让这么一个糟糕的人下台，所以他就连任第二届了，不是香港人，是北京政府要他做的。这就是没有民主的结果：你喜欢不喜欢是你的事，他做他的。幸好“基本法”规定特首至多只能做两届，否则他还会第三届、第四届一直做下去。

何姓听众：你认为胡锦涛的新政府与旧的江政府有什么不同？谢谢。

李：我个人感觉新的领导层比旧的好，具体好多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它在处理Sars的问题、潜水艇的问题上比以前有了些变化。这样一个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它的问责权比现今香港这个民主社会还好，这是一大讽刺。我是对新的领导阶层存有希望。

听众：我觉得李先生比孙中山要有勇气得多，因为李先生面对的政府比孙中山面对的满清政府要严厉的多。

李：不敢当。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处境非常艰难这是事实，越来越难也是事实，因为特区政府方方面面对民主党的限制，我们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远远不如保皇党，但市民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朱姓听众：最近香港商业电台被严重警告，弄得郑经翰大班要去度假，李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香港人眼光是雪亮的，他们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很明白。大班的节目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受支持。特别在Sars流行那段最艰难的时候，大班做的东西比政府，比特首要多得多。当时医务人员在拼命抢救病人，整个社会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政府居然无能到无法给医务人员提供足够的口罩和医袍，让他们带著那些很次的口罩仓促上阵，被感染丧命的一个接著一个。董太偶然去了一下就全副武装，我们不能怪董太，因为她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但怎么能那样对待那些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死了就称颂你是英雄，谁愿意这样当英雄？谁愿意这么多的英雄不明不白地死去？当时大班马上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民主党在街头筹款，买了五万医袍和很多口罩支援医务人员。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民间做？我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政府做不到？这个政府确实令人十分失望。

因为大班在这件事上说过一些过头话，有人为此投诉，也许政府乘机借此吓唬商台，逼迫大班以后说话小心点。也许政府并无此意，但给人们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新闻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社会？很多人喜欢大班的节目是因为这个节目能够让他们出口气，如果连这口气都要他们憋著，爆发出来就是暴力。

主持人：23条后，象大班这类媒体会有什么下场？

李：举个例子，Sars现在处理得不错，但将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万一到了2007年北京搞奥运的关键时刻，大陆或者香港再出现几个病例，政府肯定会千方百计保密，那么媒体报不报导？如果按照23条，报导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那么如果媒体都不敢说，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我们要求政府立法时至少加上这么一条：如果披露的“机密”是对公众利益有好处，就不构成犯罪。这是很公道的。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秘密，这也属于公众利益的一部分，应该保密，但人民的生命更重要。这则机密应不应该披露，得由法庭基于公众的利益来裁决。

我们提出这条之后普遍认为合理，但政府不答应，所以新闻界很担心。没有这一条法律保护，就算记者肯写，编辑都要害怕，要删掉的。其实很多所谓机密对国家的安全根本没有伤害，只不过可能会令某些领导人难做，尴尬。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7月1日香港有个大游行，在美国，6月28日在旧金山湾区也将有一个由“全球反对23条”组织，包括其它香港组织和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反对23条立法的集会。

李：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能打电话到香港的亲朋戚友，请他们踊跃参加七一的游行，这是一个很容易表达自己看法的行动，告诉政府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其实真正希望香港好的人都会出来，如果他对香港没有希望，连幻想都没有了，他就不出来了。多人上街证明还有很多人关心香港的前途，很多人愿意为之而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样的话香港就有希望了，也只有这样才是香港的唯一希望。将来你可以对自己的子孙说，我们曾经出了一分力，正是因为我们当初上街游行，致使政府修改了或者撤销了23条。退一万步，就算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你至少可以跟他们说我们当时尽力了，在别人上街游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坐在家里打麻将。

我就可以省下这一步了，因为我儿子也要去游行。

黄姓听众：我想跟李议员说几句话。你是忧国忧民的，香港幸亏有你这样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不希望你成为悲剧人物，因为你这个角色很辛苦。希望你多多保重。

李：谢谢。

主持人：有人认为23条立法是针对“法轮功”的，你怎么看？

李：我相信这一说。去年5、6月的时候，大陆处理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钱其琛副总理在北京与香港记者谈话，当时他说了两件事：1）基本法23条已经五年没立法了，应该赶快立法；2）香港的法轮功也应该停止运作了。几个月后政府就提出了咨询文件。

“取缔社团”这一条法例也很特别。基本法23条当初是没有这一条的。当时的规定很清楚是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也就是说香港的政治团体不能与外国的团体有关系，而内地的政治组织是完全可以与香港的组织发生联系的，因为内地的共产党还要支持民建联。

但新的“取缔社团”这一条规定了如果内地取缔了某个团体，香港任何从属于国内这一团体的组织也应相应被取缔。

“一国两制”是特区政府和人民自行立法，而不是把大陆的那套法制引入香港。大陆任何团体在大陆犯法，当然应该绳之以法，但为什么香港的同一团体也要跟著遭殃？大陆犯法的香港的未必犯法，反过来香港犯法的大陆也未必犯法。谁犯法就惩罚谁，在哪犯法就在哪惩罚他，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中央？他走一步我们就要跟著走一步？

天主教的主教就把这件事情看的非常严重，他说，如果今天这些事情可以发生在法轮功身上，怎么知道明天不会发生在天主教身上？天主教教会与内地的许多地下教会有联系，还有香港的“支联会”宗旨是支援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