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这首经过"篡改"的古体词，你就知道是谈什么的、谁写的、词中透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谈的是目前正肆虐神州大地的萨斯病（中国大陆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北京人写的，词中透着京城人在这场飞来横祸面前的恐慌、无奈、以及即使手足无措时也要卖弄一下的那种京派幽默。

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到这首北京人化苦为乐的"非典型幽默诗"的。手机短信？朋友电邮？道听途说？海外网站？

都不是。我是从通常总是摆出一副说教者古板面孔的中共党报网站上看到这首新填古词的。

党报在国难时幽默起来

《人民日报》网络版"人民网"最近开辟了一个名为"特别策划：非典时期的非典型幽默"的栏目，收录了许多这类的"非典幽默"，其中许多笑话比我刚才转抄的还要"损"，海外流传的那些笑话大都收录在内，甚至包括那则拿死亡开玩笑的《非典的几种死法》：

"戴口罩闷死；喝中药毒死；同事染病被吓死；出差疫区回家亲朋躲避郁闷而死；被误诊瞎治治死；散布流言被骂死；公共场合打喷嚏被扁（打）死。"

"人民网"还借网友之口为这种大难临头还与死神"耍贫嘴"的"非典幽默"辩解说：

"既然人们无法暂时或永久远离非典，那么借非典之题寻找点滴的轻松和幽默之气氛，为非典阴影之下的生活添点情趣，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和关注的目光，也是有好处的。"

如果历数这次持续超过半年、结束遥遥无期的瘟疫大流行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一定是一长串名单，但中国仍然有一些善于苦中作乐的人总结了"非典之灾"带来的"非典型好处"，一位署名"默客"的网民在"人民网"上撰文认为，这些"好处"至少包括："人们减少了吃喝玩乐、聚会，男人早归家了，人们对亲情更看重了，夫妻性生活比率增加了"

当然，中共"喉舌"也开始变得幽默了──这大概也是"非典"带来的"非典型好处"之一。

深层的变化

不过，上述变化仍然属于浅层的变化。有人指出，这次灾难还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深层的变化：中国政府被迫改变了工作作风，一批渎职的官员被撤了职，早期曾瞒骗公众的官方媒体被迫增加了透明度等等。

而且，人们对变化的要求也不止于这些。

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社"办的杂志《新闻周刊》，在最新一期中刊登了北京十位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的座谈。其中，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直言不讳地说："萨斯大规模爆发，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政府的严重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政府管理体制方方面面的弱点全都暴露了出来。......我们常常说，要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系统，这没错，但是，即使有了这套系统，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最多不过使效率略为提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则说："这次非典使信息公开突飞猛进，我们由此可以反思其他一些问题上的信息公开。非典局势在后来能得到很快扭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透明。以后，政府行为模式中首先突破的，可能就是政府信息公开。"

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也在最近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的文章，强烈呼吁中国当局"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张曙光认为："在现代技术和信息条件下，新闻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论更是自欺欺人；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可以管制，互联网则管制不了，其他传播途径就更管不住。与其出力不讨好，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改弦易辙，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

至于普通网民提出的要求，也一点儿不比专家学者调门软、层次低。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最近刊登了"陈枫"网友的来函，要求"让透明成为一种行政制度"，来函说："透明最本质的要义在于体现了行政公开原则。作为行政公开原则，应当具备两层次的含义：其一在于实体公开，即政府的事务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应当一律公开；其二在于程序的公开，即政府行为不但要以正当的方式得到行使，而且要以看得见的透明方式进行。"

中国将会因祸得福？

有人因此认为，这次"非典"灾难可能会让中国因祸得福，以信息公开作为开端，"非典型地"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例如，据路透社报道，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芮效俭在内的一些人，从中国媒体忽然开放，看到了中国民主的曙光，他们希望，就像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催生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样，这次萨斯危机也能催生中国的政治改革，引发中国巨变。

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刊登了一篇署名"Mzxtd"的文章，分析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这次中国萨斯危机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当局和1986年时苏共当局对公开性认识的差异。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本身是公开性的积极推动者，苏共党内也有着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了苏联改革的推动力量。而今天的中共当局仍然以恐惧仇恨的心态看待公开性。中共党内聚集着一大批宁负天下也不舍弃政权的既得利益捍卫者。因此，萨斯事件的发展，不太可能在中国引出如同前苏联那样的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当局在遭受这次挫折后，还会继续顽强地抵抗公开性。"

美国的华人政论家何频甚至认为，即使仅仅谈及中国的信息控制，事实也并不像有些港台和西方媒体认为的那样：这次萨斯危机对中国的新闻自由提供了机会。

何频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联手公开处理萨斯问题之后，虽然各地媒体对萨斯疫情有了许多报道﹐但实际上还是有高度的控制性。所有公开的疫情信息都要经过当地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签字发布，对媒体的自由度也并没有放开，关于萨斯的报道仍受严格控制，甚至更加严密监控整顿互联网和手机讯息传递，在抓所谓散布谣言者时，出手也很重。

那么，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新政府会比江泽民的政府更民主吗？至少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彭弗雷特并不这么认为。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我认为他们只对一件事有兴趣，就是要维持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我认为他们希望可以做得比江泽民的班子更有效率一些，但未必更民主一些。"

对中国党报《人民日报》来说，"非典带来的非典型变化"最多不过使它变得更有人情味了，但未必就有了更多的新闻自由。

就拿该报的那个"非典时期的非典型幽默"栏目来说吧，尽管收录了许多民间"非典笑话"，但却有意"漏掉"了一首在海外流传最广的新填"毛词"《非典感悟调寄沁园春》：

"今日神州，千里魂惊，万里魄销。 望长城内外，惟余惶恐，大河上下，顿起喧嚣。 病发南方，名为非典，其势汹汹真是妖。 俱怕矣，使卫生口罩，独领风骚。

疫情分外糟糕，让无数昏官乱了招。 尽隐瞒遮掩，堪称混蛋，吹牛撒谎，恰似草包。 环球激愤，高官丢职，举世正看胡锦涛。 沉思久，问祸源何在，天日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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