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正當中國加入世貿甚囂塵上的時候，交通部部長黃鎮東表示，在新的產業政策下，交通部已嚴禁外資，包括香港和黃集團，在貨櫃碼頭投資項目上持有控股權。他又說，過去由於特殊原因，交通部允許和黃在貨櫃碼頭的投資項目上持有控股權，但目前政策已有變化。
究竟這變化是怎樣發生的？黃部長並未加以說明。
李嘉誠和黃深圳鹽田港投資有變
衆所周知，投資貨櫃碼頭，一向是和黃集團在國內外的重要投資項目。它在香港貨櫃碼頭和巴拿馬貨櫃碼頭都擁有絕對控股權。
一九九三年，李嘉誠親赴北京，簽訂了投資六十億港元協議，建設深圳鹽田貨櫃碼頭。當時，中共正處於「六四」之後的孤立境地，因此李氏的鉅額投資，對中共意義重大，故能取得百分之五十點五的控股權。後來，和黃在上海集裝箱碼頭第一期的投資，便只能取得百分之四十股權，在寧波港的投資，也只取得百分之四十九股權。鹽田貨櫃碼頭第一、二期工程建成後，營運順利，現在到了談判第三期工程的時候，中共變了臉，不再給予控股權。雖然李嘉誠在北京的人脈關係很深，深到可以受龍廷延見，但事情涉及中共認爲有關他們經濟命脈的，便沒有人情可講，說變就變。
這就是中共的本質。而這種本質反映到中國經濟上面，又成了中國經濟的本質。
黨控經濟，是資本主義變種
一般人都說，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嘴巴上掛着社會主義招牌，實際上行的是資本主義。這種說法，主要是看到共產黨已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允許私人企業存在，允許個人發財，金錢掛帥成了人們日常生活普遍追求的準則。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來說，這隻能說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了，共產黨實行了一種受它控制的「變種資本主義」，而這種變了種的資本主義，卻與正常的資本主義並不完全相同。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生產手段（包括土地、廠房、機器、原料）和資本，屬於私人所有；它所實行的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企業或個人投資在市場上的活動，除了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之外，不受政府操縱、控制和支配；利潤歸私人所有，虧損由私人負擔。
固然，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有國有企業，但這些國有企業真的屬於國家所有，即使政黨輪替，並不改變企業的國有性質，執政黨下臺時無法將國有企業帶走，除非它原本屬於黨產，像臺灣國民黨的黨營企業那樣。
黨掌握政權，同時掌控經濟命脈
中國大陸的情形不同。共產黨行的是一黨專政，黨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因此國有財產等於黨有財產。黨掌握政權，同時也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種情形，即使經過二十三年的開放和改革，基本上並沒改變。
改革對國有企業的改變，除了一些小型的國企被私有化之外，絕大部份仍受國家和黨的控制，故所有權未改，只改了經營形式，即官方所稱的「政企分開」。政企分開只不過是將企業從原本所屬的國務院各部的體制裏分離出來，成爲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企業集團，自行經濟覈算。說是盈虧自負，若是真的虧了，這筆賬最後還得由政府負擔。
過去在政府體制裏受指令經濟控制的企業，現在被投入市場，依市場規則營運。因爲它有政府背景，要權有權，要錢有錢，往往獨立於整個行業。例如中國石化集團，它簡直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石油王國，壟斷着全中國的石油產銷，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所有大小城市的加油站都是它的。
這不過是隨便舉一個例子罷了。事實上，全中國所有銀行、證券、航空、鐵路、電力、電信、礦產、鋼鐵、紡織等等企業，以及主要的外貿公司、內銷的大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都控制在中共手裏，更不用說那些與國防有關的軍火工業和航天工業，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傳媒企業和出版企業了。
絕大部份國企主管爲黨組織任命
共產黨是中國經濟最大和唯一的壟斷者。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佈一個抽樣調查顯示，全國有百分八十以上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是由組織任命的，即使是非國有企業，也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主管由組織任命，而上市公司之中，超過百分之五十九的經營者也由組織任命。可見中共對企業的控制，像八爪魚，絕不會放鬆。
這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稱它爲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均無不可，但都不算貼切，最直截了當的，可以稱之爲獨裁黨控制的資本主義。它是共產世界在蘇聯和東歐崩解之後，中國共產黨所能找到的一條求生之路，就是：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優點，來爲共產黨鞏固政權服務。共產黨配上資本主義這 一種怪異的配搭，是史無前例的。理想主義者可以認爲這是共產黨和平演變的過渡，但是一個過渡社會，在歷史上能夠存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便不能等閒視之，需要對它細加剖析，研究它存活的原因。
私人資本發展需依附黨的權力
私人企業和資本家在中國這種黨控資本主義社會里有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美國《福布斯》（FORBES）雜誌今年三月公佈的二ΟΟ年中國五十名首富名單，足以說明這些新生資本家在改革廿三年中發展的速度。但其中第一名首富榮氏家族所持的財富「中信泰富」，其原始的「中信」資本來自國務院；民間自發的資本家如希望集團的劉永好、陝西金花集團的吳一堅、黑龍江東方集團的張宏偉，都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們正在依附權力而自保，誰能相信這些資本家會敢於發揮十九世紀英國憲章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那種爲議會民主而抗爭的精神。
中共對叛離權力的資本家之打擊是無情的。新疆前首富熱比婭，僅僅因爲丈夫是疆獨份子，她的整個企業王國於晝夜之間化爲烏有。香港的黎智英，因爲「六四」時候罵了「李鵬撲街」（撲街：粵語該死之意），他在大陸火旺的佐丹奴企業，被逼易主。近來中共對親臺獨的許文龍在大陸投資的奇美企業各廠，僅給予些微刁難，爲的是顧慮投鼠忌器，怕嚇壞了臺灣其它投資者。現在交通部長黃鎮東對和黃集團擺起面孔下禁令，李嘉誠先生也只好逆來順受，發不得「我不再投資」的脾氣。
私人資本家在共產黨權力面前的處境，只能是這般，抗爭不得。
爲我所用，是利用外資的目的
西方的政客如克林頓，想藉柔性外交，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握有中國政治和經濟絕對權力的共產黨，也會藉中國廣大人口和龐大市場的潛力，吸引西方，與列強周旋，挑撥列強間彼此的矛盾，從中取利。
所有外來投資，在中共權力緊握的大環境中，誰也不敢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對共產黨有絲毫不利的差池。幾年前，香港和國外的出版界想在中國創辦純屬時裝或軟性的雜誌，沒有一個成功。世界傳媒大亨梅鐸幾番想在中國辦報，一樣泥牛入水。早期國際大財團進中國投資的，多數埋怨官僚的條條框框，也曾有些準備撤資。最成功的是摩托羅拉，而微軟至今仍打不開局面。中國對外國財團投資很有揀擇，來者不善的很難落地生根。
反正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都握在共產黨手裏，它不怕外資來搶餅。凡是重要的經濟領域，它的壟斷局面始終不放。而它自已沒能力發展的領域，則提供引人入勝的優惠條件。外資，特別是港資和臺資，固然從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建廠成本上獲利，但共產黨獲利更多。第一，投資帶來經濟發展，部分紓解嚴重的失業問題，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第二，中美貿易一年八百多億美元的順差，其中相當部份來自港臺廠家的產品。第三，港臺資本輸入和貿易盈餘，是中國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來源，它大大減少了中國外債的壓力。第四，凡是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投資，都是不動產，要搬也搬不走。共產黨吸引外資，固然彼此兩利，但更多的目的在於「爲我所用」。
二十三年來與外資打交道的經驗，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經濟營運技巧和知識，懂得宏觀和微觀，懂得硬着陸和軟着陸，懂得向市場集資和利用衍生工具……所有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裏所沒有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智庫。利用這些智庫，共產黨人便能長袖善舞，馳騁於國際金融舞臺、外貿舞臺，甚至敢於加入世貿，高唱與世界市場接軌。
所有這些新思維，使得共產黨人遠離馬列主義老祖宗，但是有一點始終不變，就是維持權力於不墜。對於共產黨整個高層領導人來說，權力就是持續掌控經濟及其利益之所需，萬萬不能丟失。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
按：中共允許市場經濟，卻不允許民主改革的作法，能否解決中國問題？西方資本家的智囊們推銷的對華政策建議，所謂與中國政府「訂婚」(engagement)策略，並非要求政治民主化，而是希望中共開放中國市場，實行資本主義。中共怎樣利用市場經濟鞏固其政治壟斷權力？資深政論家許行透過最近港資和黃事件，深刻剖析中國經濟的黨控本質，指出共產黨絕不允許任何勢力染指其經濟命脈與敏感領域。這一點，也決定了中共不會進行政治民主改革，獨裁暴力恐怖統治的本質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