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用“山崖上的巨石”来形容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处境，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一方面可以表达这个时期中国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这块巨石非常悬乎非常脆弱地搁在山崖上，只要碰一碰，或者说，风吹大一点，它就可能开始滚动，它受不了来自任何方向的扰动，因为它的下面没有支点。
另一方面，这个比喻可以表达当前中国的危险性。没有人知道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力量最后推动了它，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滚向万丈悬崖，摔得粉身碎骨；或者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把过去滚过的路再滚一遍，这路上有文革那样的地雷，毛泽东那样的恶魔，有大饥荒的饿殍和知识分子的坟墓。
当然，这个比喻还可以展示中国的希望——这块巨石也可能滚向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国面临如下几种可能性：
一、原地不动：“战争状态”
Ａ、腐朽、残酷与堕落
要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性质并不困难，抛开那些意识形态废话，我们都会同意，当前的中国是权力社会和金钱社会杂交出来的怪胎。这个怪胎是“老夫少妻”结合的产物，“老夫”是权力，“少妻”是金钱。所以，中国既是晚期的权力社会，又是早期的金钱社会。
晚期的权力社会是腐朽的，早期的金钱社会是残酷的。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既腐朽又残酷，但二者的血腥味是一样的，疯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晚期的权力社会就是末代王朝，但的末代王朝的腐朽更有甚于以往的任何末代王朝。以前的王朝把天下当着它的家产，还有爱惜之意，以人民为子女；王朝把天下当作整个“盗窃集团”的公共赃物，可能时永久瓜分，不可能时加速瓜分，妨碍他们瓜分的人民都是死敌。
早期金钱社会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劳动者的血汗”，这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并没有说错。不仅如此，早期资本的“第一桶黄金”，很可能是出卖母亲获得的。而中国社会的金钱化的残酷和堕落，又是西方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比不了的。西方社会是宗教社会，大多数信徒没有生活在地面上，而是飘浮在空中，金钱关系的发展使之世俗化，使之堕落，这种堕落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和狄根斯的笔下得到部分体现。但他们也只是从天上堕落到地面。而中国人本来就不怎么真信宗教，经过的扫荡，更是什么都不信，所以他们本来就在地上。从这个基础上堕落，自然是地狱里见了。可惜现在中国的文学家只会嚷嚷，比如梁晓声，只会把辫子留得长长的；又比如“后现代”者，不怎么会写小说，如果会写，可能会写出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还要精彩的作品。
恰好，中国又是从公有制社会开始金钱化的，有权人控制着主要社会资源，所以“金钱少女”哭着喊着要嫁给“权力老夫”，以便获得社会资源和优先权；权力老夫也正好要抱抱金钱少女，以便把无形的权力兑换成有形的金钱。所以，现在中国的大资本家，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是权力资本家；大官僚，自然是或将要是资本化官僚。权力资本家不一定要自由，而是要专制，因为专制权力已经成为他投资的产业，这产业将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化官僚不一定爱专制，反而可能爱自由，至少他们的子女是这样，纷纷跑到美国来买房置地，读书抱娃。
最可怜的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的老百姓。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人们至少有结社自由，弱势群体通过结社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谓“无产阶级”，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今天中国的下岗工人是“不自由得一无所有”。社会对他们的剥夺是多重的，既剥夺财产，也剥夺自由。他们是“三无牌人群”：无产阶级、无权阶级兼无业阶级。
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是火药，就看谁去点燃他们了。呆着原地不动，就是呆在火药桶里；也是呆在堕落与腐朽的粪坑里，长期看，能存活下来的只有蛆虫。
Ｂ、“一瓶散沙”：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如果从社会结构上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卢跃刚先生告诉我的一个比喻：“一瓶散沙”。王力雄先生拥有这个比喻的首创权。
中国过去被称为一盘散沙，经过毛泽东政权的改造，中国变成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社会：中国是“钢筋”，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人民是“沙子”，被极权制度的“水泥”浇铸成毛泽东所需要的各种形状的钢筋混凝土预制件。改革开放以后，员的钢筋在一根根折断，极权制度也在瓦解，人民重新慢慢还原成原来的沙子状态，所不同的是，不是装在盘子里，而是装在一党专制制度的瓶子里，这个瓶子一旦被打破，社会就散掉了。
这种沙子状态，就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过的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也称为无政府状态。中国是有政府的，不过，这个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等于没有政府。因为政府官员日甚一日地放弃裁判功能，而参与对经济利益的争夺。他们既在场上踢球，又有权鸣哨判别人犯规。这样的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比没有还要糟糕，因为它不公正，还堵住了所有的公正之路。
在这样的战争状态下，人们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冲突状态，而难以协调。只有在有一个公正政府的条件下，在利益相近的人们组成共同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冲突才有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因为利益集团大大降低协商费用，公正政府大大提高违规者的成本。
如果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社会越来越趋于崩溃瓦解。
Ｃ、自由—权威曲线下沉与混合政治危机
如果要现在的当局对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承担全部责任，那是不公正的。新旧两份政治遗产决定了今天中国的现状。
旧遗产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开始现代化，很容易发生“自由—权威曲线”下沉，也就是权威资源大量流失，而自由却增加不快，造成自由和权威都缺乏。这样的社会，往往是混乱、衰退和腐败并存，因为权威不足混乱，因为自由不足衰退，因为有权人的自由增加而约束减少而腐败。我称此现象为政治上的“停滞膨胀”，社会停滞，腐败的权力膨胀。现在中国的新左派看到了腐败和权威不足的一面，认为是自由过多造成的；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不足的一面，认为是权威过大造成的。
新遗产是毛泽东留下来的，那就是僭主全权政体。在神权本位的皇朝条件下改革，比如日本和英国，在天皇和英王的权威下改革，权威再丧失，国家的统一性和象征总是存在。毛泽东的政权本来就是纸币政权，没有权威本位，只有韦伯所说的“奇里斯玛”权威，也就是人格魅力权威。这个权威随着他老人被制成标本而丧失了。现领导作出种种努力，想重建“奇里斯玛”权威，效果可想而知。我认为这是舍本逐末，不如和人民重新订立契约。
由于新旧两种不良政治遗产，使中国政治危机重重。第一个危机最大，我称之为“权威本位危机”，也可以称为“合法性危机”，这是指现在的统治仍然是僭主政治，没有权威本位，过去还有共产主义的名义，这个名义可以假冒神权、民权和父权，现在连这个假冒的名义都没有了。
第二个危机是”权力配置危机”，也可以称为”政体危机”。这个危机是指政治权利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配置不当，在纵向上，过于中央集权；在横向上，过于政党集权。这使得社会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且权利容易腐化变质，一旦变质，全社会都跟着腐烂。
第三个危机是“统治能力危机”，也可以称为“政权危机”。这主要是由僭主政体必然产生的“第二把手更换率”和反淘汰机制带来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不通过政变上台，就会荼蘼化，一代不如一代；第二把手以下的领导人也必须逐级无能化，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表现。能力不足，当然既看不见也解决不了重大社会问题。
如果维持现状，就等于说维持危机，等待危机转变为灾难。
二、向左滚：社会革命与国家分裂
假如离开现状，这块巨石会向哪里滚呢？如果向左滚，那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虽然经过六四惨案，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呼吁告别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再复、李泽厚和郭罗基诸先生。但是，革命不是你想告别就告别的了的，关键是要看当局愿不愿告别顽固。
一个社会是否会爆发革命，主要看该社会的边缘份子状况。边缘份子越多、越固定、越不能向社会中心流动，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余英时先生对毛泽东的人格心理、活动时代的社会基础与天下治乱的关系有出色研究，他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但整个中国的革命力量除了农村边缘人集团外，还有另外一个集团，余英时先生称之为“城市边缘人集团”，主要包括边缘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毛泽东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收复城市边缘人集团（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第５２－５４页）。
其实，不只是，任何一场社会内部革命的领导人和参与者都是那个社会的边缘人。上层边缘人思想容易激进，下层边缘人行动往往过激，这是被社会排斥所引起的自然反应。中国现在最大的边缘人群之一是离退休职工，让大陆官方伤透脑筋的信徒，就是这个边缘人群的组织。这个组织号称数千万人，虽然没有那么多，数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本来就边缘了，这一次被猛打猛压，就更边缘化了，他们未来将作怎样的偏激反应，还不得而知。
另一路边缘大军是在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流民，名声不太好。他们是历代起义军和造反者的主要征募对象，现在也是城市罪犯的主要后备军。他们的心态最不平衡，乡村回不去了，城市又融不进，好生活看得见，似乎摸不着，又没有什么约束他们，没有宗教，也没有组织。他们是一群没有缰绳控制的野马，一旦奔腾起来，其势不可挡。
边缘大军的新生力量自然是人到中年、从倒闭国有或集体企业里下岗的职工，其总数据说已达八千多万。不受保护、被优惠政策遗弃的私营经济发展缓慢，延缓了他们的再就业过程。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最重，被剥夺感最强。他们以前被捧为虚幻的主人翁，至少是工人老大哥，是领导阶级，现在是住 诔鞘欣锏摹叭奕巳骸薄Ｋ橇┟穸疾蝗纾┟窕褂幸荒度值兀衅鹇氲纳畋Ｕ希敲挥小Ｋ嵌加幸恢质芷燮晃耆璧母芯酰乔啻汉木×耍挥姓劬桑挥猩缁岜Ｏ蘸脱辖稹Ｋ邓鞘窍衷谧罘吲娜嗣牵挥幸坏憧湔拧Ｋ呛团┟窆げ煌鞘侨菀妆蛔橹鹄吹娜恕Ｏ衷谌鞯夭欢戏⑸那朐浮⒕沧录蠖嗍撬歉傻摹Ｋ钩裕悴荒芨拥拥梢匀萌擞涝睹庥诩⒍觯皇欠埂?p> 光是这些边缘人群还好说，还主动制造了一大批边缘精英或者说边缘知识分子。批量生产的边缘精英是参与六四事件被清洗掉或被入另册或被列入黑名单的几十万大学生、研究生和机关干部。现在在野的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们，就产生于这批人。当局似乎觉得这些边缘精英还不够精英，中央宣传部“边缘精英制造局”（这个机构可能是不挂牌的）每年还选定一些最出色的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到社会边缘。２０００年就输送了李慎之、茅于轼、刘军宁、樊纲等，秦晖、朱学勤据说正在该局下一批产品名单上。而作为杰出人材刚被美国国务院请到美国访问的著名女学者兼记者何清涟一回到国内，就进入了边缘人群——她被解职了，而且，不许发表她的文章。好象惟恐自己的对手力量不够强大，乐于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开始于１９９２年的下海狂潮制造了另一批边缘人群，这些人大多是党政机关的干部，扑腾几年后，有的发了财，有的发了财又赔掉了。他们有的上了岸，又回到机关，但更多的人回不去，因为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党政机关大精简，里面的人还要往外送。在这次精简中丢了官的，又是一批边缘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干部的边缘化，尤其是县级以下的干部。县级政府也有五、六套班子，经济市场化后，他们从功能上成为多余的人，从收入上成为领不到薪水的人。我的老家安徽省铜陵县还不是最穷的地方，县级干部的工资都经常拿不到。当地干部有一首民谣说：“工资不发不要愁，过了二十八还有二十九；过了三十也别着急，月大还有三十一。”九九年的春节我回去过年，有干部告诉我，全县县级以上干部的几十万元过年的工资，是从铜陵市一家公司借来发的。至于乡镇干部的工资，就更没有着落，要想活命，只能靠向农民摊派，他们再把一大批农民逼成边缘人。
如果我说相当部分的出国留学生也被边缘化，有些人可能不信。这些被边缘化的人主要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或文学的留学生，如果他们在六四期间再有些过激行动，就更回不了国。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或者没能力、或者不愿意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即使进入了，比如崔之元，当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但他研究的领域也不是美国学术的主流，还是边缘人，所以他关心中国远甚于关心美国。他们中的有些人，想回国，为了回国，也做出各种姿态，但对这些人从骨子里就不信任。这些人就成了双重边缘人，既是西方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这些人的革命性可能最强，当年辛亥革命者就主要是在日本留学的边缘人，海外革命派主要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边缘人。今天的所谓新左派，也主要是在美国和香港的边缘知识分子，比如甘阳、王绍光、崔之元、韩毓海等，只有汪晖回到了国内。当然，新左派的观点具有两面性，既有被官方利用的可能性，也有成为革命学说的可能性，象甘阳那样不加区别地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唱赞歌，就让人忧虑。
另一类边缘人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第四等级”，他们是中小私营企业主，是各种贪官污吏盘剥的对象。党政官员是第一等级，国有企业职工是第二等级，集体企业主是第三等级，他们是第四等级。我有幸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北京西城区开过一个茶馆。一日，月坛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带人来喝茶，他的朋友问单间多少钱。小民警说：“甭问，他敢要钱，我下午就来把他的门给关了！”当时正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两个朋友（他们也是律师）在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听到如此张狂的言论，正要发作，被我拦住了。这个第四等级有点钱，但没有尊严。
要是有人认为这些边缘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话，还有更强大的，那就是边缘民族和边缘社区。边缘民族是指那些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少数民族，比如西藏人、新疆人和内蒙人；边缘社区是指港澳特区，还有台湾，大陆一天不改变政治体制，他们便一天不能远离对专制的恐惧。今年７月１日是香港回归中国三周年，庆祝这个日子的不是烟花爆竹，而是市民愤怒的吼声。几天来，香港市民不断上街示威游行，抗议特区政府的无能统治。海外中文媒体作了报道，《苹果日报》的题目是：“回归日倒董大会师”；《东方日报》的社论是“东方之珠惨变愤怒之城”；《世界日报》也发表社论：“回归三周年，香港为何进入怨民抗争年代”。边缘社区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这些边缘力量在何种情况下找到一个公共目标，采取一致行动，或爆发何种性质的社会革命，还是一件难以估计的事情。但就以上边缘力量的性质看，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还不敢肯定，因为大多数边缘人群不是有产阶级，而是“三无人群”。最有可能把他们整合起来的目标是“要吃饭，要平权、要清廉”以及“反庸政、反迫害、反贪官”。香港现在反的就是庸政和庸官。但只要这种运动演变成暴力革命，国家的分裂几乎 强隙ǖ摹?p>三、向右滚：法西斯化
边缘人群的存在和反抗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大威胁。我们前面指出过，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金权集团，是权力资本家和资本化大官僚，他们既害怕政治平等，也害怕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化会取消他们的特权，经济平等化会限制甚至剥夺他们的财富。这种向左的拉力越强，金权集团就会产生向右的驱动力，以防止国家和民族分裂为名，加强中央集权；以挪开指向自己的矛头为目的，在国内或国际上制造一个让全民族愤怒的敌人，在国内实行军警统治，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并煽动整个民族的狂热情绪，并以民族主义来修补统治权合法性危机的破洞。这个过程，不用说，就是法西斯化。
这不是我杞人忧天，这个法西斯化运动在中国已经彩排过两次了，效果极佳。在国内制造的敌人是“邪教”，在国外制造的敌人，一个是美国，借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机；一个是台湾，借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之机。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狂热。以德国民族的理性精神，以德国法西斯化之前的自由开放，尚且没有抵挡住纳粹党徒的蛊惑宣传，何况今日的中国人？一本叫作《超限战》的书，主张不择手段地动用武力，又一个名叫辛旗的人，居然叫嚣要用原子弹炸平台湾南部，就因为那里的选民支持陈水扁当选。就是这样的书和这样的人居然还成为国内媒体和某些国外中文媒体的新宠，可见，权力和金钱合作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出现这种情况绝非偶然，中国现在具有法西斯化的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政治上专制和经济上相对自由，为法西斯主义准备好了温床。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上，统治者有权威极大化的冲动，这一冲动有两个方向：向上扩大权威落差，也就是进一步独裁专制；向外扩展权威距离，这意味者统治者或者要扮演大国领袖或者干脆扩张侵略。而新生的有产阶级则有自由空间最大化的冲动，单个的行为是移民或殖民，集体的行为当然是向别的地区或国家扩大生存空间。德国当年向世界要求生存空间，其实，当年的德国比今天的中国的生存空间大多了。
最近在英国多佛市的一个集装箱里发现５８具中国偷渡者的尸体，还不是表明中国的生存空间有问题？他们绝不是为了思想自由偷渡的，而他们仍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国际大流窜”，当然是国内没有他向往的生存空间了。这些人如果遇到希特勒，是完全可以成为他的士兵的。
这就是我说的权威和自由并存的“鳄鱼的蜜月”时期，权威极大化和自由空间极大化叠加，在历史上形成了殖民主义、拿破仑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遭受了共产主义祸害之后，还会不会被法西斯主义践踏一回，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一天不能民主化，不能实现自由与权威的均衡，不能为当权者也为自由套上资源约束、权利约束和主权约束的笼头，中国就一天不能消除法西斯化的危险性。
第二个条件是国际权威指数上升并接近世界前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有内涵的国威指数上升，也有外延的国威指数上升。前者指的是国内劳动生产率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的提高；后者指的是香港、澳门回归，国家总体实力大大增强。这会刺激某些法西斯分子对世界空间重新进行瓜分的渴望，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来切割世界势力范围。当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化，就有这一要求的推动。
第三个条件是被世界强国瓜分和欺侮的惨痛历史，尤其是和日本之间的爱恨情仇尚未了结。报仇雪恨的民族意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成因之一，意大利被德国和法国当作擦脚布已有好几个世纪；德意志民族在统一前受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蹂躏，统一后想雪耻，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割地赔款；日本呢，是被美国的炮舰打开国门的。把这些民族所受的所有耻辱加起来，不一定比中华民族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里所受的耻辱多。在所有列强里，只有美国对中国恩大于怨，其他强国，特别是日俄，和中国积怨甚深。这是中国法西斯主义分子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这三个条件里，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条件，只要第一个条件被消除，中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可能性，将远远小于步入世界文明主流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的希望，也就是民主在中国的希望。民主在中国的希望，取决于人们对民主的渴望程度。但从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看，第一次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质疑思潮。新左派对自由主义横挑鼻子竖挑眼，某些自由主义者则对民主在中国的前景也有点忧心忡忡。这对中国是祸还是福？